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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的法律责任分析
发布日期:2020-02-24

刑二庭 梅深

摘要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武汉爆发,肆虐全国。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度时艰。部分商家在防疫期间哄抬物价,发“国难财”,纷纷受到主管部门的严厉处罚。市场监管总局于2月1日迅速发布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物价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无论是打击范围还是处罚力度,都体现了国家严厉打击防疫期间价格违法行为、全力保障居民正常基本生活的决心。对于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的法律适用及相应的法律责任,有很多值得研究和讨论的地方。本文基于全国疫情防控的实际情况,详细梳理了相关法律法规、解释、指导意见和其他政策文件,从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两个角度分析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的法律责任,论证了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的法律适用,为规制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理论参考。

关键词:防疫期间 哄抬物价 法律适用 非法经营罪  

一、引言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全国,有着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武汉被迫"封城",全国紧急打响抗击疫情的保卫战。2020年1月24日24时起,江苏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实行最严格的科学防控措施。1月31日,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扬州红太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哄抬一次性口罩和医用隔离面罩的行为处以违法所得5倍罚款,即1387200元的“顶格处罚”。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时值突发事件应对的非常时期,既要在执法上雷厉风行,更要重视案件办理的依法进行,对非常时期一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将依法实施严厉行政处罚,确保市场价格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疫情。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对于防疫期间哄抬物价的行为,法律适用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上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本文拟分别从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的角度,对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主体应负的法律责任进行详细梳理和分析。

二、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主体承担行政处罚的相关问题

(一)对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

现阶段,各地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的哄抬物价行为,主要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打击,执法主体一般为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方式一般为罚款,处罚对象是市场经营主体,例如: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北京市济民康泰大药房丰台区第五十五分店10只口罩卖850元的行为处以300万元罚款,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海家乐福徐汇店春节疫情期间销售的15个品种的蔬菜进行大幅涨价的行为处以200万元罚款,等等。

上述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以下简称《价格处罚规定》)等价格管控法律、法规。

《价格法》第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三)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物价,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的……”第四十条规定:“经营者有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有关法律对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处罚及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价格处罚规定》第五条规定:“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第六条规定:“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有下列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一)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二)除生产自用外,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经价格主管部门告诫仍继续囤积的;(三)利用其他手段哄抬物价,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

笔者认为,如果商家在防疫期间的不当价格行为构成《价格法》及《价格处罚规定》中规定的哄抬物价行为,那么本身就应当依法承担接受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防疫期间”的特殊情况应当作为从重情节,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这些违法商家纷纷开出顶格罚单的做法并无疑问。

(二)防疫期间单个经营者的不当涨价行为是否应认定为哄抬物价

然而,笔者发现,在这些处罚案例中,大部分都是单个经营者的不当涨价行为,并没有通过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货物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等方式去主动干涉市场价格,并不完全符合《价格法》及《价格处罚规定》所规定的哄抬物价行为的构成。根据前述价格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哄抬物价是指在一定行业范围内、一定地域内采取不正当手段推动商品过快过高上涨,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采取的手段如《价格处罚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规定,一般是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囤积货物造成市场供应紧张等,造成的危害结果是某种或某类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扰乱市场秩序。那么,如果单个经营者为牟取利益独自进行涨价,是否也可以认定为哄抬物价的违法行为呢?况且,口罩、抗病毒药品、消毒杀菌用品等防疫用品以及与粮油肉蛋菜奶等民生商品,大多数并没有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属于市场调节价格的商品,市场经营主体根据供需关系进行涨价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本身并不构成违法行为。

笔者认为,在正常和健康的市场条件下,单个经营者的大幅涨价不会影响到其他经营者的定价,消费者仍然可以以正常的价格购买到其他经营者的商品。此时,公共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失,故不宜认定其为哄抬物价;但如果在防疫期间物资比较短缺的情况下,民众必须被迫接受经营者的涨价,而且一个经营者的大幅涨价的行为可能引起消费者恐慌、哄抢,并导致其他经营者相继效仿,确实会扰乱市场秩序,应该为国家所干预。

《价格法》及《价格处罚规定》显然是着眼于正常和健康的一般性市场条件,并没有对防疫期间单个经营者的不当涨价行为加以规制。但法律本身具有概括性,着眼于普遍的情况是应有之义,该缺憾可以通过特别法进行补充。

不过,实践中哄抬物价主体往往为实现提价目的,实施不明码标价、强制搭配销售、捏造涨价信息、不及时对外销售等其他违法行为,主管部门也可以依据《价格法》及《价格处罚规定》其他条文以及《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等其他法规进行处罚。

(三)最新指导意见提示法律适用

为强化和规范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哄抬物价违法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在2月1日发布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查处哄抬物价违法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为防疫期间查处哄抬物价违法行为扫清了最后障碍。

《意见》第五条规定:“经营者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认定构成《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哄抬物价违法行为……(三)经营者销售同品种商品,超过1月19日前(含当日,下同)最后一次实际交易的进销差价率的;(四)疫情发生前未实际销售,或者1月19日前实际交易情况无法查证的,经营者在购进成本基础上大幅提高价格对外销售,经市场监管部门告诫,仍不立即改正的。经营者有本条第(三)项情形,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经市场监管部门告诫立即改正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本条第(四)项“大幅度提高”,由市场监管部门综合考虑经营者的实际经营状况、主观恶性和违法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在案件查办过程中结合实际具体认定。”

该条三、四两项将防疫用品、民生商品经营者的加价行为认定为《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哄抬物价违法行为,即“利用其他手段哄抬物价,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的”的行为。也就是说,防疫用品、民生商品经营者在防疫期间(1月19日后)不得进行提价,否则就主管部门就可以综合实际情况按照“哄抬物价”进行处罚,堪称价格管控史上最严格的指导意见,而该指导意见将持续到国家有关部门宣布疫情结束之日。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虽然以国务院部门指导意见的形式补全法律稍显不足,但也不失为特殊时期的变通办法。现有处罚案例中,经营者的加价率往往达到80%以上,并且销售数额巨大,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对这种发“国难财”的行及时予以重拳打击并无不妥。实践中,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一般也会在综合考虑加价率、是否强制搭配销售、是否明码标价、是否捏造涨价信息等情况后,确定处罚与否和处罚力度,依法对哄抬物价行为人进行处罚。

三、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主体承担刑事责任的相关问题

(一)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罪与非罪的问题

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罪与非罪的问题,其实就是该行为是否部分或完全能适用某刑法条文的问题。目前,由于疫情爆发以来仅不到一个月,全国法院暂时还没有对哄抬物价行为人判处刑事责任的案例出现,但对于哄抬物价行为是否能适用刑法,普遍观点认为如哄抬物价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可以适用刑法,追究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

根据2003年非典期间国务院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哄抬物价、欺骗消费者,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由公安机关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条虽然明确规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哄抬物价的行为可构成犯罪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但毕竟《条例》仅仅是行政法规,该条也仅是借助刑罚威慑作用的“稻草人条款”,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司法机关必须依据刑法条文定罪量刑。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了哄抬物价行为的法律适用。《解释》第六条规定:“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综上,两高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将防疫时期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解释为非法经营行为,适用非法经营罪条文的兜底条款,即“(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二)将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放入非法经营罪的“口袋”是否合理

众所周知,1997年刑法废除“投机倒把罪”后,设置了“非法经营罪”,并在列举具体非法经营行为后规定了第四项“其他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就使得非法经营罪留下一个可以“任意解释”的“后门”,使得本罪成为口袋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有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四)犯罪和刑罚……”,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只能是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设置”,不认可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指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明显有失偏颇。非法经营罪第四项的规定,是在列举三项非法经营行为后为弥补列举性规定的不周延而设的“堵漏条款”。我国法律传统历来重视长治久安,目前的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转型期,经济领域的不断扩大与经济活动类型的日新月异,在给中国经济带来空前活力的同时,也带来经济活动中失范行为的激增。其中,部分严重的市场失范行为如不通过刑法威慑,会导致市场秩序的不稳定甚至混乱。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这些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纳入到非法经营罪的调整范围内,是在这些行为被归纳定型为新的刑事罪名前最合理最高效的调整途径。

以防控疫情时期的哄抬物价行为来说,这样的行为严重扰乱防疫时期的市场秩序,严重损害广大疫区消费者的权益,甚至危害疫情防控的大局。可以说,与其他刑事追责的非法经营行为相比,危害性有过之而不及,通过刑法进行规制并无不当。

当然,在具体适用刑法、追究具体行为人刑事责任时,我们应当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

1、是否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基本构成。行为侵害的客体应当主要是市场秩序,客观方面违反了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规定,主观方面应当是故意。

2、行为性质或后果必须是情节严重并达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巨大的,或者多次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或者由于非法经营受过有关部门处理不思悔改的,或者造成国家、集体、公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给国家政治、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相关价格管控法律法规的立法较为概括,主要是基于正常的市场秩序条件,并没有针对防疫期间等特殊时期的规定;《刑法》也尚未将“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违反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增设为新的刑事罪名。

然而,在专门规制疫情防控期间等灾害特殊时期的各种违法行为的特别法出台之前,行业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也应当依靠现有法律框架,对于防疫期间哄抬物价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坚决保障疫情防控期间额市场秩序。

依据目前已有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指导意见等,防疫期间哄抬物价的法律责任已经较为明确。行政处罚可以覆盖到包括防疫期间单个经营者的不当涨价行为在内的哄抬物价行为,而严重的哄抬物价行为还会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遭受到刑法的制裁。在举国战“疫”的形势下,我国法律将充分发挥出其威慑作用。

总之,通过近期国家各部门发布的政策文件,我们可知国家严厉打击防疫期间价格违法行为、全力保障居民正常基本生活的决心。无论是作为市场经营主体,还是公民个人,都应当谨记防疫期间哄抬物价是扰乱市场秩序、“发国难财”的行为,是法律所明令禁止的行为,行为着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望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度时艰。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作者简介:

梅深,2015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2017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高端法律服务人才培养创新实验班。2018年8月考入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任民二庭书记员,现任刑二庭书记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