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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反思及路径抉择——以对Y市18家人民法庭的分析为视角
发布日期:2019-11-25

民四庭 羊燕

[内容摘要]

本文以Y18家人民法庭的分析为视角,折射出当前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参与主体有限、联动协调机制没有形成、治理职能发挥有限,进而导致这一职能被“弱化”甚至“虚化”,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庭自身配备力量的不足、“自治”与“回应”的法治理念的冲突、人民法庭的主导作用缺乏支撑等,而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完善需要树立司法回应社会需求的理念、理顺各方关系,树立人民法庭主导地位、广泛吸收参与治理的主体、但同时也要明确治理的目标和界限。

 [关键词]

基层社会治理   人民法庭   自治回应治理主体

引言:

深入到中国基层社会各个角落的人民法庭处于司法机关的最前沿,是乡村、城市的法治窗口,是基层群众的维权之所。人民法庭自成立之初,就肩负起除审判职责之外的社会治理任务。[]时至今日,人民法庭作为最低基层的司法审判机关,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职责又被反复提及和强调[]

那么对于当前人民法庭来说,在审判活动之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一种“主动的抉择”抑或“被动的接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如何?是否存在“重审判、轻治理”现象?为了使分析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笔者将从Y18家人民法庭2018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入手进行分析。

一、探索:Y18家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

Y市地处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属于全国百强城市,辖区内的18家人民法庭,有的位于离城区较近的发达地区,有的处于偏远不发达地区。这18家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都有不同方面的举措。

笔者将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对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三个方面的要求,即为其他机构组织化解纠纷提供司法保障、对各类调解组织给予引导、立足审判职能参与地方治理逐一分析。

为其他机构组织化解纠纷提供司法保障

措施

参与地方政府综治排查协调会,定期排查纠纷,为地方政府经济项目提供司法服务,提前介入、指导纠纷的处理

与辖区内乡镇机关、司法所、人民调解组织等构建矛盾纠纷化解联动机制,协调化解矛盾纠纷,避免进入诉讼程序

占比

22%

56%

表一:

表一,反映的是人民法庭为其他组织机构化解纠纷提供司法保障的举措,人民法庭既参与了地方政府综合风险排查,对矛盾、风险采取提前介入、事前防范,又联合其他机关,参与矛盾纠纷的化解协调工作,对非诉纠纷进行处理。从总体上来看,这18家人民法庭参与其他机构组织协调化解纠纷的积极性并不高,而且事后参与的比例要高于事前风险防范的比例。

表二:

对各类调解组织给予引导

措施

在法庭内配置人民调解员,负责立案接待、诉前、诉中调解及和村委会、社区等基层组织的对接工作

对辖区内人民调解员进行指导,通过培训授课、个案指导、庭审观摩、组织学习等方式促进调解水平的提高,对不违反法律规定的调解协议,依法进行确认

安排法庭法官作为辖区乡镇、村落的联络人,加强交流、定期回访,对有代表性或影响性问题共同研判和讨论

占比

68%

17%

39%

表二,反映的是人民法庭引导各类调解组织的举措, 18家人民法庭,都很重视法庭自身的庭前调解、诉讼分流工作,68%的法庭配有专门的调解人员,其余也有兼职调解人员。但对于辖区内其他调解组织的调解员的培训、指导,只有17%的人民法庭做了这项工作。另外,人民法庭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会加强与基层组织的沟通交流,以帮助解决诉讼纠纷,但只有39%的人民法庭加强对基层自治组织处理纠纷的指导和沟通,参与到基层自治组织的风险防范和治理工作中。

表三:

立足审判职能参与地方治理

措施

开展法治宣传,发放普法资料,送法进村镇、社区,引导民众遵纪守法

安排法官、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等定期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选取典型案件进行巡回审判,在庭审中普法释法

定期向地方党委政府报告矛盾纠纷情况,对审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对当地政府和企业发放司法建议

服务辖区重点企业,定期回访,及时化解风险

占比

67%

22%

100%

22%

22%

表三,反映的是人民法庭立足审判职能参与地方治理的举措,这一项人民法庭参与比较充分的,18家人民法庭每年都进行一定数量的巡回审判,67%的人民法庭都进行过普法宣传,22%的人民法庭提供过法律咨询,22%的人民法庭与辖区内企业形成回访防范风险机制,22%的人民法庭就矛盾风险定期向地方党政机关汇报工作,2018年,有4家人民法庭就审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别向乡镇党委、村委会和辖区企业发过司法建议。

二、反思: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客观来说,这18家人民法庭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也发挥了不少作用,应当说在“案多人少”、基层社会矛盾多元化、复杂化的情况下,这些人民法庭在繁重的审判业务之余,能够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履行了人民法庭的社会责任。但是,对照《意见》中的要求,这18家人民法庭的举措仍然有完善空间,“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之间仍有差距。

(一)、“溢出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要求

《意见》中强调人民法庭要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为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规范化发挥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要求:

一是人民法庭要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最广泛的主体之中,不仅包括公安、司法、劳动争议仲裁、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国家机关、群众自治组织、行业调解组织;还包括了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基层群众自治调解的各类官方和非官方的调解主体,尤其是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此外,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甚至于普通公众都是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必须面向的对象。

二是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对于基层国家机关、群众自治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在尊重和支持的基础上,提供法律保障;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业务指导,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群众自治组织等调处化解矛盾提供导向指引;开展法治宣传,引导人民群众自觉履行义务和责任;对地方党委、人大以报送专项报告,对政府及其他相关部门以提出司法建议的方式参与治理。

三是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承担的责任是多元的,人民法律除了立足审判职责,帮助、协调各类组织化解矛盾纠纷外,同时也要做到要发挥在“四个治理”[]中的桥梁纽带作用,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工作,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示范、保障作用,进而维护良好的基层社会秩序、提高乡镇、县域治理法治化水平。

可见,人民法庭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与以往“中立、被动”的形象不同,需要“主动、积极”去参与,甚至有“法律溢出了自身领域,进入整个社会治理实践中”之意。[] 而“窥一斑以见全豹”,通这18家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可以折射出一些问题。

(二)“被动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不足

一是参与主体有限。如前所述,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应当是联合一切基层纠纷化解主体,上到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派出所、司法局为代表的国家机关,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等,下到到田间地头的村民、社区普通公众、学校学生。主体之广泛程度,应当是涵盖到到乡镇村落、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现实的情况时,人民法庭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时,并没有与如此多的主体都有互动和交流。因有赖于纠纷化解、矛盾处理时得到支持和帮助,这18家法庭和地方政府、公安、司法,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人民调解组织等组织机构都有不同程度的交流联系,而人大、劳动争议仲裁、农村土地承包仲裁、行业调解协会等却被忽略,殊不知,如果加强与这些组织机构的业务交流,很多劳动争议、土地承包纠纷、合同纠纷可能不会进入到诉讼程序。

二是联动协调机制没有形成。按照《意见》的要求,人民法庭应当是主动参与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各级调解组织的矛盾纠纷处理中,不仅包括在矛盾纠纷发生后提供处理建议、法律保障,还要加强事前防范意识,及早发现问题,将矛盾化解在初期。但是现实中人民法庭参与地方纠纷化解工作,多是在当地政府、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的组织下参与的,主动去沟通参与的很少,对于各类调解组织的指导作用不强,事前排查、防范意识不足。因而,人民法庭没有与其他纠纷化解主体形成良性的互动与交流机制,还是存在各个机关“单打独斗”的情况,人民法庭在矛盾纠纷处理过程中的纽带和示范作用尚未形成。

三是治理职能发挥有限。人民法庭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起到示范保障作用,做到诉讼与非诉讼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进而提高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但是由于人民法庭参与治理的广度、深度不够,与各级机关、组织的沟通联系渠道不畅通,对于各级调解组织的指导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没有能够促进诉讼、仲裁、调解、非诉讼解决等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发挥在构建多元纠纷机制中的主导作用,人民法庭发挥司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弱化”。

三、追踪: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现状产生的原因

一是法庭自身配备力量的不足。2015-2018年期间,Y市人民法庭共计收案65780件,占全市法院收案数的24.4%;结案66568件,占全市法院结案数的24.6%。仅2018年一年,18家人民法庭收案总数为17053件,结案数为16469年,全年人均结案数为341件。案件数量增长的同时,是矛盾纠纷类型多样化、新型矛盾纠纷不断出现、案件审理的难度加大。

与此同时,人民法庭的人员力量配比明显不足。201818家人民法庭共有员额法官44名,每家法庭最少2人、最多3人,法官助理的数量仅为22人,员额法官与法官助理的配比为21,远达不到员额法官和法官助理11的比例要求。18家人民法庭中,有14家法庭有专门的民调人员,除了自行聘请之外,也有其他机关部门、组织派驻在人民法庭的调解人员,总共17名民调人员也不足以满足法庭日益增长的功能需求。

在司法责任制对于员额法官办理案件的质量要求越来越严的现状下,要求员额法官在繁重的审判任务之余再抽身去从事基层治理,未免“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法庭可以承担此项责任的法官助理、民调人员的数量配比又明显不足,是造成人民法庭社会治理功能发挥不足的客观原因。

二是“自治”与“回应”的法治理念的冲突。人们法庭作为基层司法机关,承担的是司法职能,而法律自治性是重要的司法理念。法律的自治性是指法律是一套独特的并由专门的机构运用专业知识加以运用的规则体系,法律活动成为一个独特的专业领域。[]这种“自治型法”,通过设置一套专业化的、相对自治的法律制度,把决定权限制在一定职能范围之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认为,在从“压制型法”向“自治型法”的转变过程中,自治型法具有以下特征:1.法律与政治的分离。现行体制宣布司法独立,并且在立法职能和司法职能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2.法律秩序采纳“规则模型”。以规则为焦点有助于实施某种衡量官员所负责任的尺度;同时,它既限制法律机构的创造性,也减少它们侵入政治领域的危险;3.“程序是法律的中心”。法律秩序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效能是规则性和公平,而非实质正义。4.“忠于法律”被理解为严格服从实在法的规则。对现行法律的批判必须通过政治程序的渠道而进行。[]法律的自治性,严格限定司法权的适用范围,强调了法律与政治的分离,法律不能侵入政治领域。社会治理是行政管理的事项,而化解矛盾、处理诉讼纠纷才是人民法庭的应有之义。

这一强调法律“自治”的观念在现代社会受到了冲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法律和政治似乎是不能彻底分离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法治只能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或者说是一种法治政治。随着社会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矛盾的出现,仅仅依靠法律自身已经不能说明、解释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了。面对法律自治的缺陷和法律自治所受到的批判,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提出了迈向“回应型法”的主张。所谓的回应型法在他们那里更多的是“回应社会的需要”。在他们看来“法律机构应该放弃自治型法通过与外界隔绝而获得的安全性,并成为社会调整和社会变化的更能动的工具。”[]

而人民法庭作为司法机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一是人民法庭是党领导的国家机关,必须遵循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有正确的政治站位,善于为大局服务,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参与当地社会治理。[]二是人民法庭虽处于人民法院的最底层、最基层,但是构成了中国法院的根基,其处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最前沿的位置,要利用植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回应社会治理对司法的新需求、新期待。[]因此,对于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的原因,多是从人民法庭的政治职能、扎根基层的位置考虑,难以回应“自治”与“回应”两种司法理念的冲突。

三是人民法庭的主导作用缺乏支撑。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和组成部分,代表国家行使审判职能,是最低层级的司法机关。梳理下人民法庭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就会发现人民法庭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时缺乏动力之原因。

 1.从人民法庭与基层政府、其他党政机关的关系来看。。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人民法庭的建制、运作包括场地提供都要依靠当地政府,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法庭与地方政府人、财、物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以本文中18家人民法庭为例,14家的法庭房产属于所属基层法院,2家系租用,只有2家的房产属于当地政府。人民法庭的设置、人员、经费都属于基层人民法院。

而另一方面,基层社会治理中,“党领导下政府推动”的模式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党委领导”下,基层政府、行政机关、派出管理部门等在基层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重要职能,这一治理权力甚至延伸到了最基层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整个社会的治理空间相对缺乏。人民法庭虽然在人、财、物上相对独立,但是在长期的纠纷处理、矛盾化解过程中,已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够提供的仅是“法律保障”,基层社会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却是依靠行政力量去解决的。“对于人民法庭而言,为从根本上解决一些纠纷,杜绝矛盾隐患,人民法庭还需要乡镇党委、政府的支持。因为法律程序的限制,引起纠纷的实际问题要靠乡镇党委、政府协助解决。”[]因此,基层社会,仍可能存在行政的权威高于司法的威信,人民法庭仍然要依靠行政机关协调处理纠纷,让人民法庭在基层社会处理纠纷发挥主导作用,为其他国家机关提供指导,可能是仅供参考的 “法律建议”,却不是能发挥效用的权威。

此外,还有对“司法僭越行政”的警惕,行政权强调主动性,依据国家法律、政策积极地参与政治、经济事务的管理,强调效率、秩序和服从。人民法庭作为司法机关,有自己的专有属性,保持中立、独立行使审判职权、注重程序、保障人权和公平价值。因此,行政权与司法权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办事风格,在司法参与行政治理的过程中,两种观念难免会发生冲突,行政不会按照司法的逻辑去办事,司法也无法融入行政治理的规则中去,因此,为了避免冲突,人民法庭采取的策略往往是“被动”,基层政府、行政机关主动要求才参与,仅仅提供法律上的建议,不会积极主动去参与基层各个机关的矛盾纠纷处理、也不会去监督处理的方式、方法是否合法合理。

因而人民法庭在基层国家机关中所处的地位,导致其参与地方管理事务时,少了一份权威,自然保持了一份警惕, 少了一份动力。

2.从人民法庭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来看。中国古代县级以下实行自治,即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地方的乡绅、宗族的长老等是自治组织的权威,是纠纷解决的主体。但是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中,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国家行政权力。如前所述,人民法庭与这些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之间并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同时在当前形势下,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承担了过多的拆迁安置、土地承包与分配等权能,矛盾冲突日益加剧,加之有些村委会、居委会干部不当和违法行为,更是加剧了基层群众和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矛盾,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也面临着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形下,虽然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需要提高在矛盾处理时的民主化、法治化水平,但是由于缺乏直接责任管理机制,而且内部矛盾、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加剧,也让人民法庭也对主动参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治理望而却步。

3.从人民法庭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群众自治组织等调解组织的关系来看。人民调解委员旨在化解基层矛盾,一般设立在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主导,以国家政策法律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调解说服教育从而解决争议的行政行为。而行业协会调解纠纷,是指在行业协会的主持下对本行业成员之间的纠纷进行协调处理,利用行业协会的专业优势,促成纠纷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行业协会是民间自治组织,一般都由其主管的行政部门进行管理,比如律师协会由司法局管理。故而,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管理协会都有自己隶属和管理的部门,人民法庭只是司法机关,既没有权利去管理这些机构的组织运作。对于这些组织调解纠纷,调解的成效如何,并不属于人民法庭的绩效指标范围,对于它们依法行使权能,提高纠纷解决的能力人民法庭也只有指导权。因而,人民法庭对于各类调解组织既无管理的权能,进而没有管理的动力,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人民法庭内设的人民调解组织上,增加人民法庭案件的撤诉调解率。

因此,人民法庭在繁重的办案指标压力恨不能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既缺乏职权归属,又缺乏抓手,更不愿冒着“司法僭越”的风险,故而这一职能有被“弱化”甚至“虚化”的风险。

四、构建: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完善

一是树立司法回应社会需求的理念。法律和政治似乎是不能彻底分离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法治只能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或者说是一种法治政治。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和新的矛盾的出现,仅仅依靠政治或者仅仅依靠法律不能说明、解释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当前的社会治理,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不得不在法律和政治之间、法律和社会其他领域之间寻找平衡。法律的“自治性”只是法律维持中立、规制程序的一个方面,当代社会法律需要迈向“回应型法”,法律要更多地 “回应社会的需要”。“法律机构应该放弃自治型法通过与外界隔绝而获得的安全性,并成为社会调整和社会变化的更能动的工具。”[11]因而,作为基层法院派出机关的人民法庭,应当树立回应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的理念,更好地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二是理顺各方关系,树立主导地位。人民法庭、基层党政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各类调解组织等都是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基层党政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从事公权力的机关,不仅是化解矛盾的主体,同时可能是引发矛盾的主体。人民调解组织、行业管理协会等调解组织是引导社会矛盾通过协商解决的民间力量。人民法庭作为司法机关,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时,权威来源于何处。

马克思·韦伯关于权威的来源,认为分为三种类型:法理型、魅力型和传统型。人民法庭的对于参与治理的主体并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但是其权威来源也可以依据科层组织的权威来达到。地方政府可以在制定考核目标时,“无讼乡镇”“无讼机关”、“无讼村落”、“无讼社区”作为党政基层机关、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年底考评时的目标,树立考评机制,与辖区各乡镇、村落签订“和谐共建”协议,确立“小矛盾不出村、大矛盾不出镇”的共建目标,促使基层机关与法庭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化解矛盾,树立人民法庭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而对于人民调解组织、行业管理协会等调解组织,也要加强考评机制,督促这些组织做好法律保障和法律指导,提高调解成效,而反向加强了人民法庭指导时的权威和动力。

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人民法庭和各个主体之间应当形成合力,人民法庭主动去和各个机关交流,参与其矛盾排查、解决,而各个机关也应当主动将问题反馈给法庭,尊重人民法庭的权威,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不是人民法庭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而是发挥人民法庭主导作用的,整个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协作共进。

三是广泛吸收参与治理的主体。当前人民法庭,普遍存在人员缺少的情况,人民法庭中参与治理的主体应当是多样化的,除了员额法官外,要发挥法官助理和人民调解员的作用。

法官助理的工作除了《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管理办法》规定的“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庭前调解、证据交换、接待当事人、撰写法律文书等”内容外,还可以加上“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法官助理一般是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理论知识丰富,但是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尤其是基层社会的复杂形势缺乏了解,让法官助理参与其中,一方面可以发挥法官助理自身法律知识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他们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加快“地方性知识”的学习,让他们能够更快的了解乡土人情,做一名通晓“国法、人情”的法律人,而不是机械使用的“法呆”。

人民调解员的加入,一方面是为了弥补人民法庭自身人员力量的不足,扩充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的力量,当前人民法庭的调解员大多是兼职或是其他机关派驻,以后可以考虑专职调解员制度,来从事法庭的庭前调解、与其他基层治理主体沟通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民调解员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是法律知识相对薄弱,与法官助理刚好相互互补配合。“员额法官+法官助理+人民调解员”可以成为人们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

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只是以情、理、法服人,因此,人民法庭自身在参与过程中的能力也很重要,要提出切实可行意见,避免僵化适用法律。当国家权威和乡规民约、农村习俗发生冲突时,那么在提出建议时,就要综合考虑国法、人情、法理,而不能就法论法,要立足当地的实际、解决实际的问题。

四是明确治理的目标和界限。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的成效,要纳入到每年的人民法庭考核机制中,督促人民法庭在审判业务之外,积极行使基层社会治理职能。但同时也要明确人民法庭的职责红线,正如《意见》所讲的,人民法庭不得超越审判职能参与地方行政、经济事务,以及其他与审判职责无关的会议、接访、宣传等事务。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业务指导也要按照“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原则进行。这也是体现了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仍然不能违反宪法、法律的规定,违背自己作为审判机关的中立地位,其只是提供“法律保障”,“法律建议”,而不是干涉和越权。

结语

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法治化是推动整个社会走向文明、进步、法治的基础,人民法庭作为渗入到社会最基层的司法机关,在这场治理结构转变的格局中责任义不容辞,现实的困境不足以阻挡前进的脚步,应从机制上为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保驾护航,而人民法庭也应当完善自身、不辱使命。




[] 首次提及人民法庭职责的1963年《人民法庭工作试行办法(草稿)》,确定了人民法庭工作任务,除从事审判活动外,还要参与一部分的社会管理活动,如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政策、法律、法令宣传,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等。而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又重申了人民法庭有指导调解人员调解纠纷、通过审判案件、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出司法建议等方式,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职能。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法庭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人民法庭除要继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外,还要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中提到要“进一步优化城乡人民法庭布局,充分发挥人民法庭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和便利群众诉讼、便利法院审判的优势,依法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 即::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

[]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葛洪义:《法律与理性:法的现代性问题解读》,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 []P·诺内特 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  []P·诺内特 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 李凌云:《新时代人民法庭参与乡村治理的司法逻辑——基于北京市Z人民法庭的分析》,载《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74页。

[] 杨凯:《承接地气:人民法庭审判职能改革完善之理想图景——以基层司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中心视角的展开》,载《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与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24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上册)》,第7页。

[] 转引自:王国龙:《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司法治理》,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7期,第19页。

[11] []P·诺内特 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