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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特定类型案件调解前置机制
——以台湾、上海、江都等地的改革实践为契机
发布日期:2018-10-08

陈悦[1]

论文提要:对特定类型的案件设置调解前置机制,有利于缓解法院的办案压力,也有利于纠纷双方充分表达各自的需求。该机制有利于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经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可以申请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全文共9935字(包括正文和注释,根据WORD“字数统计”统计的数字如实填写,不符合规范字数要求的论文不得参评)。

 

关键词:特定纠纷;调解前置;调解协议;司法确认

 

    随着法制意识的强化和立案登记制度的逐步推进,大量案件涌入法院大门,“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凸显。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的局面,一味地增加司法资源并非良策,寻求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是治本之道。对于特定类型的案件设立调解前置机制可以最大化地利用社会资源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我国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承担了过多的纠纷解决责任,不少行政部门将一些本应由他们处理的矛盾推倒了法院。日本的小岛武司教授曾说过:“裁判是一种很奢侈的纠纷解决方式,欲让所有的民事纠纷都通过裁判来解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除了案件数量过于庞大,法院工作方式也从以调解为主转变为以审判为主,这使得“案多人少”矛盾日益凸显。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西方现代法制观念和先进司法制度的引进,使得民众认识到审判工作中程序价值的体现,调解过程中往往不注重程序性、公开性和中立性,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二是调解工作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调解人员从中斡旋良久,不符合效率性原则;三是调解机制的不完善,调解工作的随意性为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四是法院在调解过程中存在部分“以劝压调”“以托压调”的现象,这使得以调解工作为主的法院工作方式饱受诟病,逐渐转变为以审判工作为主导。[2]

笔者认为,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可以将部分有“调解基因”的案件设置调解前置程序,在立案起诉之前,经过经验丰富、具备专业素质的调解人员的劝导,判断是否能将这一部分案件了结在起诉程序之前,既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使社会关系重新恢复平和,[3]也缓解了法官的办案压力。


一、建立调解前置机制的意义

(一)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民事案件大多发生在普通民众之间,诉讼标的金额小,在乡镇、街道设置人民调解机构可以将一部分案件终结在法院大门之外,既节约了矛盾双方的时间,也缓解了一线法官的办案压力。因为案件量的激增,每个案件处理所花的时间也就相应地拉长,据笔者了解,一个普通民事案件从立案到判决,平均时间为半年,这其中还不包括强制执行的时间。若是能通过基层调解组织从中协商,遵照双方的意愿达成一个折中方案,则可以减少案件的积压现象,最大化地缓解法官的办案压力,将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到更需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纠纷上去,从而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

 

(二)综合利用社会资源共同解决复杂化的社会矛盾

    现代经济社会,矛盾也凸显出专业化、复杂化的特点,更有许多情理与法理交织的现象,解决矛盾也不能局限于诉讼途径,矛盾解决的终极目标应是定纷止争,而不是获得一纸法律文书,客观上需建立多元化、专业化的纠纷解决机制。[4]人民调解机构的人员往往是行业内对某类矛盾的解决有经验的人士,他们不限于法官或其他司法工作者,社区主任对家事矛盾的协调,保险理赔员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调解也是经验丰富,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法官一个人在办案,而是动员了全社会的资源共同来解决矛盾,[5]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所以说,相对于单纯的诉讼程序,设置调解前置程序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可以将类案以相对类型化的模式套用到不同案件中去,既统一了案件适用标准,也可以将法官从相对程序化的诉讼活动中解脱出来,有利于效率性解决矛盾。


二、特定类型案件调解前置程序的设置

(一)受案范围

    实践中,有四类案件较适宜先通过调解前置程序再进入诉讼阶段:第一类,人身损害类案件,如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这类案件的诉讼请求多是索要赔偿,且赔偿项目相对固定、类型化,可以说这类案件具有天然的调解“基因”,遇到类似案件可以之前的调解方案统一调判尺度,达成一个相对公平、令双方当事人都信服的方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试点推行了道路交通事故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在保险公司理赔点设置了调解站,选任专业的调解人员,以司法赔偿标准为基础,促成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再如医疗事故纠纷,我国学界和实务界都大力倡导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如北京、温州等地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6]国外有些国家和地区更是设立了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委员会的成员通常具有丰富的医疗知识,同时调解过程沟通便捷、成本小,接受程度高,这种机制成为医疗事故纠纷的主要解决机制;第二类,社会关系修复类案件,如物业纠纷,这类案件的爆发往往是一对多的形式,据初步统计,物业纠纷中绝大多数是拖欠物业费的案件,这类案件通常事实清楚、涉诉金额较小、程序简单,在诉讼之前经过调解能大量节约司法成本;第三类,婚姻家庭、监护赡养、邻里关系矛盾,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五条均规定了离婚案件应先予调解,与离婚案件类似,监护赡养和邻里关系矛盾通常也发生在小范围群体之间,近邻之间为了日常生活的顺利必须保持良好的关系,诉讼活动的对抗性有时反而会激化双方的矛盾,而调解更容易化解当事人情感上的对立,达到合情合理、案结事了、睦邻友好的目标;第四类,小额民商事纠纷,顾名思义,这类案件诉讼标的较小,法律关系简单,在双方当事人都到场的情况下易达成调解,甚至当场履行完毕,有效节约了司法资源,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就将新台币10万元一下的案件法定强制调解。[7]

 

(二)引入先期鉴定评估制度

    诉前调解的目标是为了在一定标准的基础上达成双方满意的和解方案,而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类案件、医疗损害类案件,进入调解程序之前必须先将损害固定下来,如交通事故中责任双方的过错程度、伤者的伤残等级,医疗损害事故中医患双方的责任比例,因为调解更加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掌握了更加全面的信息的一方当事人无形中就站在了有利地位,话语权也相应的增强。因此,设置先期鉴定评估制度,在调解开始前合理的固定损失,由权威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报告,从而向当事人分析局势、固定赔偿标准、指明案件未来走向,对减少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情绪,引导当事人选择更适宜的途径,提高调解质效,增强诉前调解的公信力,达成相对公平的调解方案至关重要。

 

(三)搭建诉调对接平台,设置类型化的调解办公室

    目前,我国基层法院基本设立了诉讼服务中心,且有一半以上的诉讼服务中心建立了诉调对接中心。可以依托诉调对接中心针对不同类型化的案件设置调解办公室,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办理法院委派或者委托调解的案件。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地方法院集合基层自治组织和司法行政机关在乡镇、街道设置了基层调解办公室,由资深法官轮流值班、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常年“坐诊”的形式进行诉前调解制度。这种方式可以极大程度上减少进入法院大门的案件数量,但笔者认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对于家事、邻里矛盾的解决驾轻就熟,但对于其他案件的解决缺乏经验,因此可以先行借鉴学习法院的办案方式、熟悉案件处理的流程和标准、实现资源共享之后,逐渐的将调解工作室下放到基层司法行政部门或基层人民政府的办公场所,一方面就近当事人解决矛盾,另一方面调解人员的业务能力增强,案件协调成果也接近于审判结果,令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四)强化力量,规范选任调解员

    调解人员的专业程度和调解能力直接关系到诉前调解能否成功,因此必须设置调解员的准入门槛,出具专门规则明确调解人员的权利义务,严格选聘调解人员。借鉴域外的立法例,部分国家设立了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名册制度,它是指法院按照一定的标准筛选、选拔,确定一些调解组织和调解员承担法院委派或委托调解的工作,这是法院借助“外力”化解纠纷的一种工作机制。当有案件需要先行调解时,法官可以在调解员名册中选任适当的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调解。若当事人对选任的调解员有异议,也可以申请予以更换。进入调解员名册的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遵照法律协调双方进行调解,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更不能不遵照当事人的自由意愿达成调解方案,他们可以是退休法官,因为退休法官经验丰富,且在当事人心中有一定司法权威性,也可以是行业内专门从事纠纷解决工作的人员,例如商事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对于合同的解读较权威,且熟知行业内的专业术语,与当事人沟通起来较顺畅,还可以是道路交通事故调处中心的人员,他们对责任划分、赔偿流程、法律规定和赔偿标准都比一般人更加了解,也更有利于纠纷双方达成一个公平且合法合理的调解方案。[8]

 

(五)诉前调解协议的效力

    通过先行调解程序,可能达成三种结果:第一种,矛盾双方顺利达成调解协议,出具调解书,纠纷得以解决;第二种,调解期限届满,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寻求诉讼途径;第三种,调解期限尚未届满,但矛盾双方明显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可以提前终止调解程序继而诉诸法院。在此,笔者仅讨论第一种情形出具的调解书效力。近年来,人民调解有被弱化的趋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民调解协议得不到有效的落实,强制性较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双方当事人应该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调解协议。笔者认为经过调解前置程序出具的调解协议应具有比民事合同更强的执行力,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对方可以持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进入强制执行,除非不履行调解书一方有证据证明调解书存在违背当事人自由意志、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权益或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并经法院裁定宣布无效或予以撤销,否则法院便可以启动强制执行程序,这样方能保证司法调解的权威性。在此过程中涉及到司法确认制度,《人民调解法》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组织解决纠纷,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可以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法院经审查认为合法有效的,可以做出确认裁定书,从而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力。[9]此外,在调解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调解当事人并未就调解方案达成一致意见,但权利义务的大致划分已明确,仅就金额、期限等细节磋商失败,且双方当事人不愿各退一步。此时,可由调解人员根据已有的调解计划出具调解方案并送达当事人、告知法律后果,在法定异议期间内,若纠纷各方当事人均不提出异议,则认可调解人员出具的调解方案为最终履行方案,这一制度已在诉前调解制度比较发达的地区推广开来,称为无异议调解方案认可机制。这一方案在调解过程中出现情绪对立时,推动调解工作进一步开展,既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调解意愿,给予当事人充分的时间考虑调解方案,又保证了调解的效率性。[10]

 

(六)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

    诉前调解工作的展开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纠纷,除了矛盾能在调解中有效化解,还有一大部分将会流入诉讼阶段,待法官审理判决。但矛盾的当事人往往在调解过程中已就案件事实作简要陈述,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异议的部分,调解人员应当记录在案并告知双方当事人,待双方签字之后,当事人无需就该部分事实进行举证。建立无争议事实记载制度主要是考虑虽然调解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在调解员主持之下当事人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没有争议,若不将其记录下来,后续诉讼过程中还需重复举证、质证,既消耗了司法资源,又浪费了当事人的时间。

 

三、诉前调解制度对当前司法工作带来的挑战

(一)人员数量和质量受到双重考验

    当前我国法院人员数量少,再抽调一部分作为诉前调解的专职调解人员会使审判工作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且特邀调解制度建立前期,仍需要资深的法院工作人员对特邀调解员进行法律知识、调解技巧的辅助指导,这使得法院的人员数量受到极大挑战。此外,调解工作的展开需依托现有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但他们普遍年龄结构偏大、法律知识欠缺、工作规范不足、调解技能单一,这也为诉前调解制度的顺利实施带来极大挑战。

 

(二)调解资源的公平分配困难

    诉前调解作为一种快速解决纠纷的渠道,是国家提供给当事人的诉讼资源,这种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分配成了一道难题。首先,贫困的一方当事人可能缺乏能力收集、获取和运用信息预测可能的调解结果,如此一来,他们在调解过程中就处于劣势地位,丧失了部分话语权;其次,特邀调解制度建立初期,调解工作很大程度上还是法院工作人员主导的,这样一来调解员和法官身份的同一会导致部分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调解的结果往往就是审判的结果。[11]这会使当事人在调解中承受来自法官的压力,以至于调解失败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通常也是败诉一方当事人。

 

(三)激励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对调解工作的展开尚未设立同步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在原本繁重的工作压力之外,再将调解工作分担至法官、特邀调解员身上,使得他们对诉前调解工作缺乏积极性,导致整个诉前调解工作止步不前。


四、诉前调解工作经验介绍

(一)台湾地区的诉前强制调解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法院调解制度,包括起诉之前的调解和诉讼过程中的调解,这里主要介绍起诉之前的调解制度,这是一种非诉程序,类似于笔者前文中所述调解前置机制。[12]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将下列案件纳入诉前强制调解程序:一、不动产所有人或地上权人或其他利用不动产之人相互间因相邻关系发生争执者;二、因定不动产之界限或设置界标发生争执者;三、不动产共有人间因共有物之管理、处分或分割发生争执者;四、建筑物区分所有人或利用人相互间因建筑物或其共同部分之管理发生争执者;五、因增加或减免不动产之租金或地租发生争执者;六、因定地上权之期间、范围、地租发生争执者;七、因道路交通事故或医疗纠纷发生争执者;八、雇用人与受雇人间因雇佣契约发生争执者;九、合伙人间或隐名合伙人与出名合伙人间因合伙发生争执者;十、配偶、直系亲属、四亲等内之旁系血亲、三亲等内之旁系姻亲、家长或家属相互间因财产权发生争执者;十一、其他财产权发生争执其标的之金额或价额在新台币10万以下者。此外,离婚之诉、夫妻同居之诉、终止收养关系之诉等人事诉讼案件,在起诉前应经法院调解。另外,不属于上述法定前置调解的案件,一方当事人也可以申请先行调解,若另一方当事人已先行向法院提出诉讼申请的,经调解一方当事人抗辩后,提起诉讼之申请视为调解之申请。除了以正面方式列举出法定强制先行调解的案件类型,法律也规定了应当裁定驳回调解申请的情况:一、依法律关系之性质、当事人之状况或其他情事可认为不能通过调解或显然没有调解的必要或调解以显无成立的可能性的;二、经其他法定调解机构调解未成者,所谓法定调解机关诸如乡镇市调解委员会、劳资争议调解委员会、乡公所耕地租佃委员会、消费争议调解委员会等等;三、因票据发生争执者,提起反诉因以本诉为前提,故应与本诉合并审理,故无先行调解的必要;四、送达通过公示方式进行或向外国送达者。

先行调解的案件由地方法院简易庭的法官办理,从接收到调解申请之日起,应尽快将调解申请书状、调解日期通知书在调解日前一并送达到另一方,纠纷双方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协商时间到场请求法院调解。调解时由法官选任的调解委员13人先行调解,至调解有很大希望时再报请法官到场制作调解协议。当事人双方对选任的调解委员有异议或对调解委员有合意时,也可以申请法官重新选任或依其双方合意重新选任调解委员。此外,台湾民事诉讼法在1999年进行修正时增设了调解委员选任制和名册制的相关制度,从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角度,使民众更加信赖且愿意选择调解制度,发挥减轻诉累、定纷止争的功能,实现司法民主化的理念。在名册内的调解委员通常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类型案件调解经验,且为人正直。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可以选任代理人到场调解,但法院认为有必要时,仍可以命当事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到场陈述案件事实和纠纷经过,以便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若当事人不服从法院的命令,无正当理由不于调解日期到场的,法院可以裁定处新台币3000元一下的罚缓。

    调解室设置在法院,调解程序采用不公开方式,在必要时,也可以在区乡镇公所、农会、水利会、警察机关、勘验现场或其他适当场所进行调解。在调解时,法官、调解委员应以平和恳切的态度,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适当劝导,就调解事件酌拟平允的方案,力求双方达成和解。台湾民法第153条第2项的规定,是对调解一大成相对一致,但部分细节仍未谈妥的案件的补充规定。当事人对必要之点意思一致,对不必要之点,未经意思表示者,推定其契约成立,对该非必要之点,法院应依其事件性质而定之。台湾地区民诉法第417条规定:“关于财产权争议之调解,当事人不能合意,但已甚接近者,法官应斟酌一切情形,其有调解委员者,应征询调解委员之意见,求两造利益之平衡,于不违反两造当事人之主要意思范围内,依职权提出解决事件之方案。前项方案,应送达于当事人及参加调解之利害关系人。”但调解应经当事人合意才能成立,上述法院调解而出的方案虽不违反当事人的主要意思表示,但毕竟不是出自于当事人之口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台湾民诉法规定,对法院酌定提出的调解方案,虽不得依抗告程序声明不服,但当事人及参加调解之利害关系人可于方案送达之日起10日内提出异议,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异议者,视为调解不成立;如未于法定期间内提出异议者,则视为该方案成立调解。[13]

(二)上海浦东“三级四层”诉调对接机制

    所谓“三级”,是指按照纠纷源的远近等因素,将诉讼调解工作分为街镇诉调对接工作站、法庭诉调对接分中心以及法院诉调对接中心;所谓“四层”,指的是三级诉调对接工作机构加上法院审判庭作为矛盾纠纷化解的四层平台。浦东区共有36个街镇,在街镇设立诉调对接工作站,提供诸如日常法律咨询、诉讼引导、矛盾调解等司法服务。整合几个相邻工作站的司法资源,依托人民法庭建立诉调对接分中心,组织、委托开展诉前调解,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在法院本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诉调对接中心,将更多类型、更多数量的案件纳入到诉前调解的范围中来。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浦东区不是确立案件的“正面清单”,将哪些类型的案件纳入诉前调解程序,而是列出不适宜诉前调解的“负面清单”,凡是不在“负面清单”内的案件都须先经过调解程序方能起诉,这样一来,诉讼案件就最大化的减少了。在诉调对接中心经过调解或认可无法先行调解的案件最终才会流入法院的审判业务庭,案件无法通过非诉程序解决,就需要经过司法程序审查事实、双方举证,最终出具法律审判文书。

    在“三层四级”诉调对接机制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保障对接的质量和效率:1、主体对接,诉前调解制度仰仗高素质的调解人员组成调解员队伍,通过建立调解员名册制度,规范调解员的资质认证、续职认证等,对不同类型的案件选任行业内经验丰富的调解员能最大程度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据悉,浦东区吸引了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等13家单位的特派代表入驻诉调对接中心,建立法官与调解员结对名册,由法官一对一辅导调解员,从而最大程度的保障调解与审判的一致性。2、纠纷对接,即前文中所述“负面清单”制度。3、机制对接,建立诉讼辅导机制、无异议调解方案认可机制,引导当事人自愿选择调解方式化解矛盾,对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的矛盾由调解人员酌拟方案,送达到双方当事人,若在法定期间内,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则以调解员的方案作为最终的调解方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对各街镇的矛盾数量、种类进行网上统计、共同研判等。此外,机制对接还包括不同部门之间司法资源的协调配合,例如针对居委会、调解委员会等众多机构人员专业性较弱的特点,法院、司法局可以对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辅导,增强其法律知识和基本的调解技巧。[14]

(三)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门诊式”诉前调解工作

    江都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立便捷、醒目的提示牌,对法院近期收案、开庭排期情况的情况予以公示,在导诉台摆放诉前调解工作指南及诉前调解确认书,由庭长负责轮班并兼任诉前调解宣传员、劝导员,宣传诉前调解的优点。引入智能法律服务机器人“小法”助力“导诉”,通过“小法”大数据分析实时获取类案裁判标准,让当事人建立合理的诉讼预期,引导当事人选择其他非诉讼途径化解矛盾。20181-2月,该院受理各类民商事诉前调解案件502件,约占同期全院民商事案件的42%。此外,诉前调解工作坚持将法官调解、行业调解作为两个支撑点,实现法官调解专业化、行业调解制度化。法官调解通过选派一名资深审判员和一名法官助理专职调解,由资深审判员调解复杂案件,由法官助理调解简单案件,要求法官或者法官助理轮流“坐诊”,确保当事人随到随调;行业调解依托交通、妇联、房管、医疗、消协、劳动仲裁、拆迁办7个行业开展工作,在诉讼服务中心放置行业“专家”调解员名册,方便当事人随时查询,对行业调解员通过“以案定补”的方式进行奖励,提升行业调解员参与调解工作的积极性。20181-2月,委派行业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80余起,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51件。再者,充分用好诉调对接机制优势,对诉前调解成功的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或者要求出具调解书的案件,设立绿色通道依法快速立案登记,强化调解的执行力。根据调解过程中对案件的初步判断,为调解不成功的案件转入诉讼程序做好风险提示工作,备注被告下落不明等特殊事项,为法官公告诉讼文书提供便利。

    综上,诉前调解于当今社会的意义,在于强制纠纷双方对话磋商,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平息愤怒、化解矛盾,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时间解决矛盾,寻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尽管诉前调解在一定程度上为矛盾双方亲近司法诉讼设置了一定门槛,打破了司法和法律职业对矛盾解决的垄断,但总体上调解并不会影响公平正义价值的体现。因为调解本就是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由居中的第三方结合纠纷双方的自由意志做出的平等协商方案,调解同时还兼顾了效率,矛盾久拖未决也许在等待判决的过程中原本的矛盾扩大化了,加之时间成本,使得纠纷双方激化,这并不是司法追求的最终结果。现阶段,我国需要设立调解前置程序来分担法院的办案压力,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调解前置机制的程序、机构设立、人员选拔做出规范,从而调动社会资源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1]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2]吴英姿,《法院调解的“复兴”与未来》,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3期。

[3]李训虎,《“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与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载《证据科学》2009年第6期。

[4]龙飞,《论国家治理视角下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7期,第2~12页。

[5]王乙竹,《我国先行调解主体制度的重构》,载《经济与法》2017年第27期,第76~77页。

[6]陈翰丹:《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完善》,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年第7期。

[7]赵蕾:《先行调解案件的类型化研究》,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0期。

[8]参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课题组:《保险行业调解机制的实证探析——以余杭法院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网上数据一体化处理”综合改革为例》,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2期。

[9]施风蕾:《对特定民事纠纷人民调解前置程序的思考》,载《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0]王芙蓉:《诉讼中的先行调解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汪祖兴),第34-35页。

[11]章武生、张大海,《论德国的起诉前强制调解制度》,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11期,第35~40页。

[12]赫然、关鑫,《论中国法院调解机制的创新——以台湾地区法院附设调解机制为视角的比较分析》,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9期,第174179页。

[13]齐树洁,《台湾法院调解制度的最新发展》载《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一期,第2530页。

[14]张斌、李鹏飞,《诉调对接机制的实践样本与完善路径——基于浦东“三层四级”纠纷解决网络建设的研究》,载《法律社会学评论》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