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法学研究
我国死缓制度研究
发布日期:2018-09-03

任群 苏岐华[1]


摘要:死刑作为我国古代几千年阶级社会刑罚体系的核心,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护阶级统治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统治阶级使用残忍的手段实施死刑,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死刑所体现的浓重的报应色彩,也在几千年里给整个中华民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

随着近代保障人权思想的不断发展,死刑的合法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逐步废除死刑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但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在短期内废除死刑,只能寻求其他限制或者代替途径。自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死缓”这一刑名,我国1979年刑法将死缓制度化、条文化以来,死缓的适用大大限制、减少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保障人权、确保罪责刑相适应、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但死缓制度本身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死缓制度适用标准不够明确,“罪行极其严重”、“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等规定较为原则和模糊;死缓变更执行的标准不够清晰、未对死缓期间重大立功与故意犯罪并存的情况加以规定;与死刑立即执行量刑差距过大等。这些不足之处导致死缓制度在一定程度缺乏可操作性,也容易导致量刑标准不够统一的问题。为进一步完善并加强死缓制度的适用,充分发挥死缓制度限制、替代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重要作用,本文从提高死缓适用比例的角度入手,提出确立死缓适用的主导地位、转变审判思维模式、进一步削减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主张,并对死缓变更执行的条件和立功竞合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同时,为了避免“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在提高死缓适用范围和比例的前提下,设置弹性考验期间、适度扩大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健全行政、司法救助机制等主张。

关键词死缓制度  死刑  替代  限制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2]”对生的渴望、对死的恐惧,是几千年来一个永恒的话题。我国古代阶级社会统治者也正是利用普通民众的这种心态,从而将死刑作为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并通过更为残忍的刑罚手段,无限放大了死刑的震慑力。以至于对很多暴力犯罪,普通民众首先就会想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天理不容”,可以说,在古代阶级社会统治者的刻意宣扬之下,几千年来死刑观念已经深深烙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随着近代保障人权思想的不断发展,死刑的存废问题在国际刑法理论界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与研究,严格限制死刑适用、逐步废除死刑的观点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接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废除死刑或者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就我国而言,几千年来的死刑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变,现阶段彻底废除死刑并不现实,201412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我国就对“暂停使用死刑”决议投出了反对一票。

尽管彻底废除死刑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但新中国建国以来,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思想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已成为法学界和司法实践的共识。自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死缓”这一刑名以来,死缓的适用就在实际上起到了限制、替代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作用,有效降低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

在死缓制度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由于法律规定本身较为原则等原因,司法实践中死缓制度的适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由于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等规定理解不同,使得一些本可以适用死缓的案件最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导致死刑适用标准不统一;也有一些死缓犯在考验期内受到欺压后采用暴力手段反抗,构成犯罪而被执行死刑等。有鉴于此,为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充分发挥死缓制度限制并逐步替代死刑立即执行的重要作用,本文有针对性地对死缓制度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完善措施,力图有所创新,能够对司法实践适用死缓制度有所帮助。

 

一、我国死缓制度立法概述

死缓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我国现行刑法第四十八条对死缓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对于应当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只要不是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在判处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五十条作出了修改,将“情节恶劣”作为变更执行的要件,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规定重新计算考验期。[3]死缓是我国独创的一项法律制度,体现了我国慎杀和保障人权的思想。通说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我国死缓制度的首倡者。“死缓”这一刑名的提出,与毛泽东同志重视犯罪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是分不开的。“死缓”起初作为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经过二十多年的司法实践的尝试与发展,最终于1979年条文化,成为我国刑法典明文规定的法律制度,并两经修改,在我国保障人权、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死缓制度的条文化始见于我国1979年刑法,但其蕴含的慎刑思想却是自古传承至今的。慎刑思想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周公首先提出“明德慎罚”,并提出不得滥杀无辜,此外,西周时期还对幼弱、老旎、蠢愚之人犯罪规定了赦免制度。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倡“德主刑辅”,要求统治者教化百姓,而把刑罚作为辅助的手段。汉朝规定七岁以下、八十以上的人犯死罪可以上请议减。自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受此影响,之后几千年的司法活动也一直体现着慎罚慎刑这一特色。北魏孝文帝首创留存养亲制度;唐朝统治者采用“德主刑辅”,规定对老、幼、病、残者不适用死刑,并设置了复奏制度;明清时期设立朝审、秋审制度。此外,清朝还设立了“监候”,“斩监候、死刑之制略如《明律》,分为绞、斩两等,绞、斩又各分为立决和监候两种:即绞立决、绞监候、斩立决、斩监候[4]”。可以看出,“慎罚慎刑”这一思想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禁止滥杀、“网开三面”、“上天有好生之德”等思想的浸染,为我国死缓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文化层面的支撑。

我国现行法律对死缓制度的适用规定较为模糊,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罪名适用死缓。从现行刑法规定来看,适用死缓应满足两个要件:一是罪行极其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二是尚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死刑。适用死缓的大前提是应当判处死刑,而判处死刑则是以“罪行极其严重”为标准的。但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当中,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以及“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到底如何判断,仍未形成统一观点。此外,我国现行刑法虽未从正面规定死缓适用的范围,但刑法第四十九条针对特殊群体(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明确排除了死刑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死缓的适用常见于论罪当杀,但存在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形的民间矛盾纠纷以及现有证据能够形成内心确信,但证据存在瑕疵(如客观物证缺失)的案件。

二、死缓制度的现实价值

随着保障人权思想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自废除死刑或者严格限制适用死刑的观点被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于1764年提出以来,死刑的存废问题便在国际刑法理论界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与研究,死刑的合法性受到了巨大冲击与挑战,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步废除死刑或者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但纵观我国古代几千年阶级社会历史,死刑一直处于整个刑罚体系的核心地位。虽然隋唐以后刑律规定的死刑主要为绞、斩两种,死刑制度的适用也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完善,但刑律以外仍然有很多极其残忍的刑罚,如“剐”、火烧、浸猪笼等等。几千年来,死刑的震慑作用和其中的报应观念在我国被极度的放大,给整个中华民族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死刑观念深入人心并发挥着极其强大的震慑作用,导致一方面,判处死刑常常被视为最大的公正,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民众,经常对一些判处死刑的案件拍手叫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似乎仍然是天经地义的结果;另一方面,死刑的威慑力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民间俗语“好死不如赖活”就是一个典型的明证。要转化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神层面的死刑观念,绝非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考虑到人民心理的安全感,考虑到在全国各族人民对法的观念、行为方式、固有传统基础上积淀下来的法律心理、习惯都难以迅速改变的情况下,废除死刑明显不符合我国国情,只能加以限制或寻求替代性措施。死缓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固有的思维定式,避免让人将死刑与死亡等同起来,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对于死刑的理解,有利于转变人民群众对死刑的固有观念。随着死缓适用的相对提高,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相对降低,人民群众也会在潜意识中逐渐降低对死刑的情感依赖,减少人民群众固有意识中通过死刑所获得的非理性快感,从而为死刑的彻底废除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

首先,适用死缓能够最大限度地珍惜生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割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5]我们应该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权,不仅仅是人民群众,同时也包括犯罪之人。正是在这种“少杀慎杀”的思想主导之下,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了“死缓”这一概念,其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的珍惜生命,给那些虽然犯了死罪,但尚不属于罪大恶极、不杀不符合国法、天理、人情的犯罪分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客观地看到,任何案件都是犯罪在先,侦查、审讯工作在后,依靠现有科技手段不可能完全还原所有案件的案发现场和作案全过程。对于司法实践中一些足以形成内心确信,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达到定罪标准,但证据尚有瑕疵,未达到核准死刑这一最严格证据标准的要求的案件适用死缓,使得犯罪分子不会被立即执行死刑,在二年考验期内没有故意犯罪且到达情节恶劣的,就不会再被执行死刑,而是减为无期徒刑或二十五年有期徒刑,能够较好的防止错杀、误杀,最大可能的防止“亡者归来”等冤假错案的发生。

其次,适用死缓能够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我国的刑罚体系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生与死的界限非常分明。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极其严重的犯罪尚未达到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但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因为减刑等原因,罪犯的服刑期会远低于被害方的预期,不能与罪行完全匹配。有观点认为,“在中国的刑法体系及其适用中,死刑过重,生刑过轻,虽然无期徒刑也是较重刑罚,但在实际适用中显得过轻,与死刑差距太大。因此研究死刑替代措施,也是完善我国刑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6]”死缓制度的适用较好填补了这一地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刑事案件尤其是死刑案件,广为社会所关注,保障案件罪责刑相适应,更符合人民群众内心的价值观,更能集中体现公平正义。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缓使得对于在二年的考验期内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犯罪分子,可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既保留了死刑的震慑力,又给了犯罪分子改过自新和生的机会,同时又较为有效地安抚了被害方,给被害方和社会以内心安全感,保障了罪责刑相适应。

最后,适用死缓能够限制和代替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我国目前的死刑政策是“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保留死刑”体现的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严”的一面,而“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体现的是“宽”的一面[7]。在我国,死缓制度处无期徒刑和死刑立即执行的中间地带,正体现和贯彻了这一刑事政策的精神和要求,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同时,对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留有一定的余地,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严格限制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死缓制度对死刑执行适用的限制和替代作用还体现在司法机关的审判环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生活阅历、生活环境不同,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各有不同,甚至是性别的不同都会对法官审理案件产生一定的影响,不同的法官内心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如何认定是否必须立即执行,对于一些个案而言,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判断,犯罪分子的生与死就在合议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之下。以死缓的适用替代死刑立即执行,一方面有利于排除法官的感情色彩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严格控制死刑的数量,最终大幅降低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

三、死缓适用存在的问题

由于刑法条文规定较为原则,死缓制度的适用标准不够清晰明确,与死刑执行的界限较为模糊,在司法实践中,死缓的适用往往受到影响。此外,虽然《刑法修正案(九)》第二条对刑法典第五十条第一款作出修改,进一步细化了死缓制度法律后果的层次和梯度,彼此之间层层递进衔接紧凑,体现了刑事立法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贯彻[8],从实质上提高了死缓变更执行死刑的门槛,加强了对死刑实际执行的限制作用,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有利于推进死刑制度的改革,但此次修改也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首先是适用标准不明的问题我国1997年刑法将之前规定的“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并一直沿用至今,立法本意是“罪大恶极”系口语化用词,感情色彩较浓,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可以有效避免感情色彩的影响,便于司法实践具体操作。但修改之后,学界仍有不同理解,各种观点众说纷纭,“罪行极其严重”的表述仍然较为抽象,主观判断性较强,同一案件在不同价值观的法官看来,就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此外,究竟什么情况下属于不必须立即执行,立法和司法也没有明确界定,学界亦是众说纷纭。司法实践中,因为没有明确规定,所以很多是否需要立即执行的案件需要法官自由裁量,受自身水平所限,以及内心的价值观所影响,虽然法官本身力争公平公正,但仍然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定影响,从而导致不同法官之间个案裁判尺度不平衡。

其次,死缓变更执行死刑方面亦存在不足之处。《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进行了修改,限制为“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过去只要故意犯罪,不论情节就一律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不足。但这一新的规定同样存在抽象、可操作性差的问题,故意犯罪需要满足何种条件,其后果需要达到何种程度就可以构成“情节恶劣”?无论学界抑或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均为形成一致意见。司法实践中仍需要对犯罪的行为、后果,罪犯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作案手段综合把握,这就给法官带来了操作的难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量刑标准难以统一,虽然《刑法修正案(九)》自实施以来已经过了2年多的时间,但到底如何准确界定“情节恶劣”依然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此外,《刑法修正案(九)》对于重大立功与故意犯罪并存的情况并未进行规定,依照现有规定,会产生两种情形相冲突:一是存在故意犯罪、尚未达到情节恶劣与同时存在重大立功相冲突,二是存在重大立功与考验期内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相冲突。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第一种情形不会涉及变更执行死刑的问题,第二种情形则存在较大争议。此外,《刑法修正案(九)》对于一般立功并没有给出相关规定。考验期内死缓犯需在监狱服刑,有重大立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更可能是一般立功。重大立功与立功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不同[9]。笔者认为,如果多次一般立功,与没有立功结果相同,最终同样减为无期徒刑,就会打击死缓犯主动改造积极争取减刑的积极性,助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不利于维护监管秩序,也有违死缓制度设立的初衷。

最后,适用死缓后的实际服刑期易受群众诟病。根据对部分监狱的调研结果显示,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比例,大致在2%以内[10]。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为期二年考验期内只要死缓犯没有故意犯罪即可减为无期徒刑,再通过减刑假释,最终只需要十几年即可释放,导致死缓制度没有真正发挥刑罚的严厉性,与死刑立即执行的量刑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之处。2005年,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张军博士曾经介绍,司法部对刑罚执行效果进行了统计,发现很多判处无期徒刑的严重暴力犯罪,大多都只关押十五六年就释放出去了[11]。《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考虑到死缓犯服刑时间短会影响社会安全、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而延长了死缓犯的服刑期,但幅度仍然相对较小。201611,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对死缓犯的服刑期作出规定,规定其实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十五年[12]。总体来看,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注意到了死缓犯的实际服刑期问题,但很多案件中,虽然死缓属于死刑的执行制度,人民群众对于犯罪分子被判处死缓这一结果仍然存在较大的不满情绪。此外,考验期设置亦有一定的不足之处。一方面,有学者认为,死缓适用的前提是“罪行极其严重,应当判处死刑”,想要全面、深入考察死缓犯是否具有改造的价值,就应该适当延长考验期间,否则二年的时间使得某些较为极端死缓犯采取隐忍的方式,尚未真正接受改造教育就已经到期减刑了。另一方面,该罪行已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单单考察两年没有再犯新罪即减为无期徒刑,后期可继续减刑,最终服刑期与死刑立即执行相差悬殊,对于被害方而言,心理上也难以接受。从表面看,对所有死缓分子都设定相同考验期的做法是公平、平等的,但实质上这恰恰是它的不平等之处[13]

 

四、完善死缓制度的构想

尽管我国刑法关于死缓制度的规定存在前述种种不足之处,但死缓制度在限制并尽可能多的替代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上却发挥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是体现我国保障人权、珍惜生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手段,在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减少冤假错案,避免“亡者归来”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死缓制度的适用给了死缓犯“生”的希望,也更能够促使死缓犯积极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当前我国不可能彻底废除死刑的前提下,死缓的适用应进一步加强而非弱化。

鉴于死缓制度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本文尝试从进一步扩大死缓适用范围、完善死缓变更执行死刑的措施等方面做出进一步完善。同时,考虑到在扩大死缓适用范围、提高死缓适用比例的情形下,必然会使以前完全可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也适用死缓。为缓解民意压力,同时避免“生刑过轻,死刑过重”的问题,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本文尝试从设置弹性考验期、扩大限制减刑和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建立行政及司法救助等方面加以完善。

(一)进一步提高死缓适用比例

首先,应确立死缓适用的主导地位学界有观点认为,应当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14],一些硕士论文也支持此种观点。笔者认为,短期内我国死刑不可能被完全废除,这也是我国的国情和特殊的思想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如果将死缓设置为必经程序,相当于变相废除了死刑,这与我国的国情及人民群众的期待并不相符。同时,与学界观点相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死缓适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则突出表现为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仍然存在从严处理的倾向,部分法官仍然对死刑立即执行存在积极适用的现象,而不是更倾向于适用死缓。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应进一步强化死缓适用,确立死缓适用为主、死刑立即执行适用为更高阶位的刑罚适用选择次序。这样规定的好处是,一方面确立死缓适用的主导地位,符合世界各国废除死刑的发展趋势,同时为死刑立即执行保留余地,对于社会危害性极大,不杀不足以安民心、平民愤的案件,仍然选择适用死刑,既符合人民群众的报应心理,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因死缓制度适用标准不明,与死刑界限模糊,从而使得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在“一言以决生死”的裁量中过多倾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只把十分之一二列为可判死刑者,而把十分之八九可谓可判‘死缓’的比例”[15],笔者亦赞同这一观点。

其次,应进一步削减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要从制度上改变积极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消极适用死缓这一现状,在提高死缓适用比例的同时,也要明确缩减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对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规定越明确,越能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范围的扩大。有学者认为,中国死缓适用条件的明确化需要合理而明确地界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条件与死缓的适用条件,即如何在刑法典关于死刑适用条件(即“罪行极其严重”)的规定中,区分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16]。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同时认为,从正面界定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即相当于从反面界定了死缓适用的情形。目前,我国刑法尚保留了46个死刑罪名,适用最多的主要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及毒品犯罪等几类严重犯罪,其他如7个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2个危害国防利益的罪名、10个军人违反职责的罪名多为备而不用和偶尔适用的死刑罪名。从适用较多的危害公安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罪名来看,追根溯源,这些罪名保护的最为主要的法益仍然是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去除这些罪名中包含的侵害生命安全这一因素,很多罪名都将失去判处死刑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界定“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情形也必须从生命价值的角度出发。正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死刑只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较为一致的解释是谋杀以及其他带有严重后果的暴力犯罪)[17],笔者认同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犯罪行为直接或间接严重危害他人生命安全或不特定人的生命安全;(二)必须是预谋作案,排除激情杀人等因素;(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内心安全感,导致社会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四)没有法定从轻、酌定从轻情节。

第三,要及时转变司法审判思维模式制度的完善是宏观调整的范畴,但最终的落脚点离不开司法机关的具体审判活动。在明确死缓适用的主导地位之后,笔者认为,司法机关应当转变审判思维方式。就现阶段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法官在审理死刑案件时的审判思维方式为:触犯死刑罪名应当判处死刑考虑其他加重、从重或减轻、从轻的情节,然后综合各类情况决定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或者死刑缓期执行。此种审判思维方式对于“不杀无以平民愤”的案件并无不妥之处,但对于可杀可不杀的案件影响极大,最终案件的处理结果可能截然不同,生死两重天。笔者认为,有必要打破这一传统思维模式,将死刑案件通常的审判思路调整为:对于触犯死刑罪名的案件首先考虑适用死缓,然后根据情节判断是否非杀不可。这样做一方面使得介于可杀可不杀之间的案件一律不杀,最大限度的限制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另一方面,也最大可能的杜绝了法官过度裁量。这种思路要求一、二审法官在拿到触犯死刑罪名、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时,首先考虑“该案触犯死刑罪名,应先考虑判处死缓”,然后根据具体案情综合分析,如果案件不存在常人所不能接受的极其恶劣的情形,则原则上适用死缓。这样调整的关键之处在于降低了量刑标准,从整体上提高了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门槛。采取这样的审判思路,即使各地法院可能存在量刑标准不完全统一的问题,但案件最终进入死刑复核阶段时,最高人民法院为统一裁判尺度,严格控制死刑标准,仍然有可能不予核准。

(二)完善死缓变更执行死刑的措施

首先,应进一步明确“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界定标准《刑法修正案(九)》将过去“故意犯罪,查证属实”修改为“故意犯罪、情节恶劣”,其立法本意是更加从严掌握死缓变更为执行死刑的条件,标准比过去更高更严。笔者认为,对犯罪情节恶劣的评价是最高评价,高于单纯的后果严重和情节严重。首先应该认识到,死缓本身就是在考虑从严掌握死刑的情况下,给被告人一次机会,应好好改造,对“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掌握也应该是足以使人确信该罪犯不再具备教育改造的可能。刑法修正案就此次修改规定的不是后果,而是“情节恶劣”,其核心就是对情节恶劣进行评估,主要反映的是犯罪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而不应该仅仅限于犯罪后果。因此,笔者认为,对“情节恶劣”的认定应该界定为“死缓犯故意犯性质较为严重的罪,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即应该执行死刑”。一方面,考验期的设置本意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来考察死缓犯是否有接受改造的可能性,而“故意”犯“性质较为严重”的犯罪,则足以证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死缓制度的设立正是要通过考验期来甄别死缓犯,对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死缓犯坚决执行死刑亦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死缓犯处于监狱的监管之下,能够犯下的罪行有限,单纯规定5年以上有期徒刑很可能会使得死缓变更为死刑执行这一规定成为一纸空文。对于人身危险性大的死缓犯,如果只是因为新罪没有达到5年有期徒刑而不执行死刑,势必导致监狱其他服刑人员乃至监管人员人人自危,严重影响监管秩序。具体到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死缓犯的主观恶性反映在罪行,通常是起因和犯罪行为本身,比如对抗监狱、对监管警察犯罪、组织越狱等,一般应该认定为“情节恶劣”,或者罪犯本人有严重过错或者过错在先,以及充当“牢头”、“狱霸”等行为也属于“情节恶劣”。

其次,完善立功与故意犯罪并存情况下的相关规定。针对《刑法修正案(九)》未对重大立功与故意犯罪并存的情形加以规定的问题,学界存在不少争论,笔者在文章前面部分提到过,此处不再赘述。就这一问题的完善,笔者认为,还是应结合重大立功和死缓制度设立的本意——重大立功的本意不是“将功折罪”,而在于“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犯罪分子通过揭发他人犯罪行为、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等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重大贡献,国家获益后,根据犯罪分子的贡献程度,给予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奖励。一方面,就死缓犯而言,立功并不必然代表其人身危险性降低,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其内心对生的追求,体现其具有改造的可能。另一方面,“有功则赏”也应该是国家所秉持的态度。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死缓犯在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可以减为25年有期徒刑也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在了解立功的本意之后,结合死缓制度“给犯罪分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一本意,笔者认为,对于死缓犯存在重大立功的处理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死缓考验期内有重大立功,没有故意犯罪的,考验期满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二)重大立功与故意犯罪尚不构成“情节恶劣”并存的情形下,考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三)重大立功与故意犯罪构成“情节恶劣”并存的,死缓考验期重新计算。至于重大立功在前还是在后,笔者认为两者并无实质差别。

一般立功与重大立功的本质没有区别,只是程度不同。死缓犯在监狱服刑,重大立功的可能通常较小,而一般立功则相对容易,笔者认为,对一般立功加以考量有利于调动死缓犯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尤其是对多次一般立功的情形,可以比照重大立功的减刑。对此,笔者认为同样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一般立功的死缓犯在考验期内没有故意犯罪的,减为无期徒刑,可在今后的服刑中灵活掌握作为减刑的依据;(二)一般立功与故意犯罪尚不构成“情节恶劣”并存的情形下,考验期应重新计算;如故意犯罪构成“情节恶劣”,可不考虑一般立功,执行死刑。

(三)死缓适用与死刑立即执行的量刑平衡措施

首先,对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适用限制减刑,并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刑法修正案(八)》对判处死缓的累犯及八种犯罪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终身监禁。笔者认为,这两项规定的出台一方面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减少人民群众的不满。民心民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废除死刑的艰难性,同样,通过适用死缓大范围限制、替代死刑立即执行也会招致社会的诟病甚至不安情绪。虽然大部分学者建议逐步废除死刑,但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大力推动人民群众转变死刑观念。立足于当下,在尽量扩大死缓适用范围,进一步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下,笔者认为,为缓解社会的不安与不满,对以前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现在适用死缓的,可以适用限制减刑或者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生命的价值仍然是第一位的,这样做一是符合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报应观念,能够缓和人民群众的不安,另一方面也为下一步废除死刑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同时做到罪责刑相适应,防止滥用死缓而导致可能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时延安教授在《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的实践与反思》一文中提到“不希望看到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监狱的高墙内蹒跚徘徊”固然是出自于人道主义的考量,但笔者认为,在看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老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被害方的痛,即便是在将来,废除死刑也并不代表不惩罚。刑法与刑罚着眼于将来的同时,更要立足于当下。

其次,可将死缓考验期设置为2-5年。不少学者观点都认为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死缓考验期为2年略有不足之处,笔者对此持赞同的态度,并认为将死缓考验期规定为2-5年较为恰当。一是凡是适用死缓的犯罪本身就是极其严重的,需要较长的时间来考察死缓犯人身危险性;二是在限制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比例下适当延长考验期,对犯罪分子而言是以考验期的延长换取了生的可能,对被害方而言考验期的延长加大了犯罪分子被变更执行死刑的可能,可以较为有效的安抚被害方;三是弹性的裁量空间较为灵活、不机械,法官可以根据犯罪情节加以裁量,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最后,应进一步健全行政、司法救助机制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判死刑最多的是命案[18],这一现象也恰恰体现出报应观念在我国人民群众心中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近年来,部分案件受害人家属不满意裁判结果而不断上访、闹访的现象层出不穷,网络炒作绑架民意、绑架司法的现象也较为多见,尽管限制死刑立即执行乃至逐步废除死刑的观点在学界已形成共识,但就目前的国情而言,减缩死刑立即执行的范围仍然可能会引起被害方的不满,从而带来一定的隐患与压力。此外,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告人家庭贫困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家属不肯赔偿等种种原因,被害人家属最终往往拿不到有效赔偿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对于家庭困难的被害方来说,在承受丧失亲人之痛的同时,更丧失了重要的经济支柱,导致生活雪上加霜。这种现象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有可能导致被害方的严重不满,甚至仇视社会,引发新的刑事案件,影响社会安定有序发展。有观点认为,被害人收到犯罪人的侵害,国家也有责任,因为国家没有实现善治的目标,被害人也需要倾听,需要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的抚慰[19]。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并建议进一步健全行政、司法救助机制,对于生活困难的被害方家庭,在被告人无法赔偿或只能少量赔偿的情况下,根据被告人承担赔偿的能力、被害人家庭经济状况等具体案件情况,适当给予5-20万元的救助。一方面,适当的救助能够使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家属得以维持生计,不至于因为生活贫困、心有不满而导致新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抚慰其丧失亲人的痛苦,使其感受到行政和司法对自己的关怀,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真正息诉、罢访。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死缓制度的规定较为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笔者时常看到不同的法官对同一案件的观点存在较大分歧的现象,死缓制度适用标准的不明确给法官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对于何种情形适用死缓,何种情形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法官受主观因素影响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死缓制度作为我国独有的一项法律制度,与我国的国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方面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彻底废除死刑又明显不符合我国民众当下心理期待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明确死缓适用标准、提高死缓适用比例就成为我国刑法的必然选择。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在展望未来彻底废除死刑的同时,要踏实做好当下,尽量扩大死缓适用范围、进一步限制死刑立即执行。一方面,死缓制度的适用有助于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权,避免“亡者归来”的冤案发生;另一方面,死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报应观念,缓解人民群众的不满、不安情绪。提高死缓适用的比例,也会在潜移默化中使得人民群众的死刑观念得以转变,并实际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符合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的趋势。

 


[1]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 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司马迁传》。

[3] 《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4] 李云龙、沈德咏著:《死刑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月第1版,第12页。

[5] 《毛泽东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6] 时延安:《死刑立即执行替代措施的实践与反思》,《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91页。

[7] 马克昌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87页。

[8] 赵秉志、詹奇玮:《论我国死缓变更立即执行的条件——关于<刑法修正案(九)>第二条及其相关争议的分析》,《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72月第26卷第1期,第59页。

[9] 高铭暄、彭凤莲:《论立功的成立条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总第197期),第128页。

[10] 甘露、何显兵:《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价值定位及其适用----以某省司法实践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月第43卷第1期,第32页。

[11] 法律图书馆:《司法部副部长张军:中国现阶段很难全面废止死刑》,http://www.law-lib.com/fzdt/newshtml/yjdt/20050117093811.htm2018210日访问。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12条。

[13] 朱晴:《死缓制度的完善》,《法制博览》20176月(中),第230页。

[14] 张文、黄伟明:《死缓应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现代法学》2004年第4期,第75页。

[15] 吕天奇:《毛泽东死缓思想的现代启示》,《社会科学家》201412月第12期,总第212期,第30页。

[16] 赵秉志:《中国死刑立法改革新思考<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主要视角》,《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月第1期第55卷,第14页。

[17] 爱思想:陈兴良:《减少死刑的立法路线图》,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346.html2018220日访问。

[18] 凤凰网:《152份死刑复核裁定书分析报告》,http://ent.ifeng.com/a/20141016/40331612_0.shtml2018225日访问。

[19] 刘仁文:《冤案是如何酿成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