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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下我国个人信息权民法保护的不足及完善
发布日期:2018-09-17


陆筱婧[1]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数据的到来,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充斥着各种评论、图片视频、身份关系、地理位置等大数据的组成部分。而在客观的现实世界中,互联网、移动终端的发展,加速了数据的整合,不断膨胀。打开社会新闻版,时常会看到像徐玉玉、宋振宁、蔡淑妍这样的学生或是其他人群由于个人信息的泄露而遭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例,这是大数据带来的弊端。

个人信息权,是指权利主体享有支配、控制并且排除他人侵害其相关个人信息的权利,具有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处理好保护个人信息和促进数据的合理交易和发展,成为难题。2017315日,《民法总则》正式颁布,第111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成为一大亮点。我国对个人信息权保护及立法在民法层面仍存在欠缺,尤其是在大数据的环境之下,需要健全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

一、我国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现状及不足

(一)侵权现状

在大数据时代,海量的个人信息存储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也为个人信息泄露提供了可趁之机。以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等为例,考生在网站平台注册报考信息,报名成功之后,很快就会收到各类考试辅导机构发送的信息和电话,还有贩卖试题答案的、声称可以改分数的诈骗信息。

因为有利可图或是有其他的不法动机,黑客恶意攻击网站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公开倒卖,形成了黑色利益链条化、规模化的地下产业。个人信息频繁地遭到泄露,极易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和妨害型软暴力等信息犯罪的来源,也容易导致绑架、敲诈勒索、暴力讨债转化型犯罪等的发生。随意披露个人信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侵害隐私权、姓名权、人身权、名誉权和财产权益。打开社会新闻,时常会看到像徐玉玉、宋振宁、蔡淑妍这样的学生或是其他人群遭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例,所有的诈骗都遭人痛恨,不一样的是,三名学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个人信息涉及公民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户籍信息、金融账户信息、不动产产权信息等。有一些行政人员或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在行使职务权力或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将获取的个人信息私自公开或是非法出售,中间商再利用网络媒介进行数据交易,牟取巨额非法利益,这也是一种潜在威胁。

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特征如下:1、内容多样。具有推销性质的网站平台,通过其获取的联系方式,不断发送各类产品广告或垃圾信息,播打骚扰电话,影响公民生活的安宁。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个人信息,进行电信、网络诈骗,严重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益。有些从事私家侦探的公司或个人,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侵犯公民的隐私权。2、技术性手段。获取个人信息的方式,一般通过网络服务商收集身份信息、消费习惯等。采用植入木马病毒的方式,收集交易密码、网银密码等。通过软件非法授权,收集实时位置、交易记录、入住酒店等信息。利用黑客攻击网站,在个人信息数据库中获取信息。3、方式隐蔽。大数据时代,网络专业人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技术手段或软件在网络中收集公民的个人信息,而不被察觉。4、救济难。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隐蔽,受害人往往不知道发生了侵权行为,即使发现了侵权行为或侵害结果,在这个开放性的网络虚拟世界中,没有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很难确定侵权人以及侵权行为因果关系,无法为救济的有效进行提供证据。

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分类如下:1、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先征得信息权人的明确许可。随着我国互联网产业的蓬勃发展,网络购物在消费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度提升,带来的不利后果则是网购用户的信息泄露,包括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在频繁网购之下,会接到冒充购物网站客服的电话,会收到包括不明链接的短信,还有根据电话号码查找到绑定的即时通讯账号而进行推销。随着电商业而发展起来的物流快递业从业人员,也有机会掌握、收集客户的个人信息。2、非法处理个人信息。在没有征得信息权人同意或没有告知信息权人的情况下,擅自对个人信息进行不当处分。网购包裹上的物流单、快递单,一般都载明了收件人的姓名、收货地址、用于联系的电话号码等基本信息,交通运输中所使用的汽车票、火车票、登机牌等,因为政策所要求的实名制,往往也都列明了乘客姓名、身份证号码等重要信息,人们在使用后随意丢弃,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个人信息整合处理的素材。3、非法利用个人信息。不法分子在他们所获取的个人信息中,进行分析、统计,筛选出有关隐私、名誉或者财产所在等有价值的信息,图谋非法利益。

(二)立法现状

1、法律的直接及间接保护

大数据时代,各种个人信息遭泄露和非法利用的恶性社会事件,成功引起了立法者的重视。2003年出台的《身份证法》中,规定了行政单位相关工作人员应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泄露在从事与身份证相关的工作中知悉的个人信息。2013年出台的《旅游法》中,规定了从事旅游行业的经营者应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泄露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所知悉的客户个人信息。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内容,明确了经营者的相关义务。2009年《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两个罪名,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中,扩大了这两类犯罪的主体范围,加大了打击力度。2016 年《网络安全法》中,确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规则。除此而外,2004年,我国宪法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内容。《民法通则》所保护的人格权中,涵盖了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法》针对侵犯人格权中的隐私权以及在网络世界中所涉及到的隐私权,明确了侵权者的侵权责任,还对就医者的个人信息,明确了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的保密义务。

2、行政法及行业自律保护

个人信息的保护,在行政法规与规章方面也有所表现。201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2013年《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中,规范了电信行业和网络服务行业在其提供服务的过程中的行为。《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等行业自律条款,则是规定了互联网行业从业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的自我约束和监管义务。

3、《民法总则》第111条的保护

2017315日,《民法总则》正式颁布,第111条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成为一大亮点。《民法总则》将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纳入规定,为捍卫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后盾。20168月,学生徐玉玉、宋振宁在分别遭电信网络诈骗后心脏骤停死亡,学生蔡淑妍在遭诈骗后跳海自杀死亡,一连串的事件将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在20161010日召开的《民法总则草案》座谈会上,专家学者建议增加个人信息权,强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最终通过了《民法总则》的第111条。

(三)不足之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仍存在着不足与缺陷突显,具体表现在个人信息被泄露的现象屡屡发生,严重威胁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给被侵权人带来很多困扰与安全感的缺失,应引起关注与重视。我国在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方面的措施,虽然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却收效甚微,不尽如人意。

1、民事保护可操作性不强

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对个人信息进行权威定义。《民法总则》第111条所规定的民事权利,也未对个人信息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述,没有具体描述该保护个人信息中的哪些内容、如何保护、在个人信息被侵害之前应采取哪些防范措施以及在个人信息被侵害之后应适用如种惩罚机制。笔者认为,仍需对个人信息权进行独立的立法,否则难成体系。法律法规交叉之下,可能产生分歧而导致救济难。另外,个人信息侵权之诉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被侵权方相对于拥有专业技术的侵权单位或个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加上虚拟网络中举证难、维权成本高,极大程度将会承担败诉的风险。

2、刑事保护收效有限

我国对保护个人信息的态度是“重视刑事处罚,辅之行政管理,而少见民事规则”。[2]长久以来,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刑法为主,效果有限,电信网络诈骗越发猖獗。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上网文书的查询,在刑事案件中,截止201799日,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为关键词搜索出刑事判决书1311份、刑事裁定书207份;以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为关键词搜索出刑事判决书53份、刑事裁定书8份;以出售公民个人信息为关键词搜索出刑事判决书272份、刑事裁定书33份;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为关键词搜索出刑事判决书676份、刑事裁定书103份。

3、行政保护力度不够

无论是否处于大数据时代,信息主体对其自身的个人信息都应该享有处分与决定的权利。然而,政府为了履行职能的需要,又不得不增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搜集、利用,同时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对网络信息系统的监管也有所加强。[3]公权力机构对网络信息系统进行监管,并非出于保护个人信息的角度,同时也存在很多漏洞。车辆及不动产登记、公司注册等行为一旦进行,紧接而来的就是推销电话、诈骗信息。平台信息的泄露大都出自于社保、银行、税务、户籍、卫生等系统,连政府的平台都不可靠,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实在危矣。[4]数据泄露,相关部门负责人并未被追责,这样的情况出现,正是因为行政监管不够严格。行政法规及规章对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保护,被束之高阁,鲜有使用。除此之外,还有行政监管执法不严、处罚较低,造成违法成本过低,个人信息侵权及数据泄露事件居高不下,根据《2013 电信和互联网保护规定》23 条规定,责令限期改正、警告、罚款、社会公告是主要的处罚方式。

4、自律机制尚未成熟

行业自律发展引导企业内部自律发展是个人信息保护自律机制的较高层次形态,即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条件,前者是后者发展、完善的最终结果。[5]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学习美国的典型行业自律先进经验,但又碍于传统及行政体制,行业协会与行政部门无法彻底分离,造成我国行业自律畸形发展、止步不前。《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仅仅是倡导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数据,在实践中缺乏执行力。《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自律公约》进行了细化的规定,但处罚方式过轻。《互联网终端安全服务自律公约》进一步保护个人信息,但对违反者的处理方式仍为警告和公开谴责两种。以上三个互联网公约,在管理、处罚、操作性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故个人信息保护的自律机制目前尚未形成。

5.公民法律意识淡薄

由于我国的无讼传统观念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造成很多人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人们在遇到信息泄露或者被滥用时,大多人觉得无关痛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的决心。在大数据时代,出于监管或是其他目的,很多平台、网站、软件都要求实名注册,在输入个人信息之后,未及时删除也会造成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盗用。载有个人信息的票据、回执、单据等,未经处理便被随意丢弃,人们在受到诈骗短信、电话骚扰,由于对个人信息权了解不多、法律意识不够,加上维权的高成本、高难度,并且面临着败诉的高风险,因此,选择维权的人,少之又少。

二、完善我国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民法保护路径

(一)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1、理论基础

1)个人信息权是一项人格权。大数据环境下的自然人,有一定的信息数据化的特征,同时也存在社会关系及人文印记,个人信息权属于人格权的一部分,是公民的自由与基本权利。

2)个人信息权包含财产权属性。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决定了个人信息权具有财产权属性。用户数量的多少决定了信息收集的数量,从而影响了由信息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有学者指出,在第三次浪潮中,我们需要的主要财产已经从土地、机器这些有形财产,变成了呈现几何级爆炸增长的信息。[6]

3)协调利用与保护的关系。此处的利用指的是合理利用。在大数据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增加了信息产业实力的竞争,在这样的特定状态下,提倡对个人信息权的全面保护,并不等于固步自封、封闭不前。目前,正是推广和发展大数据技术和交易的关键时期,因此保护制度的建立以适当保护为宜,不可过度,而造成信息产业发展的制度上的障碍。在保护的同时,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规范收集、使用与交易行为。

2、价值维度

1)自由与人格价值。大数据时代,人的形态不仅是实体,同样也表现在网络活动、行为所产生的数据中,连接起来,便成为人的网络轨迹。《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自由与人格价值进行保护,要求在收集和使用之前,信息主体被征得许可或被告知,在收到商家发送的广告、信息时,有不被打扰的自由,信息主体享有自己决定的权利,进行交易或处分,信息主体有权拒绝公开自己的信息,信息主体对非法收集或泄露的个人信息有要求删除的被遗忘权。

2)商业价值。从诸多的个人信息中,可以知悉一些人群的消费信息,并且分析出他们的群体习惯,以此来改进营销模式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通过对消费信息的收集、分析,可以提高经营者的决策效率、定位精确度,促进购销双方之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具有商业价值。

3)公共管理价值。个人信息中对于政策、制度、社会现象的倾向性信息,收集、分析之后,可以让政府更加快速、准确地了解民众的意愿、百姓的需求,科学决策、理性行政,改善形象,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3、指导思想

1)平衡各方利益。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时,应合理处理好个人信息中产生的关于信息主体自身的利益、涉及社会大众的利益,甚至上升到关乎国家的利益,要进行利益的均衡,不可顾此失彼。社会公众的自由和国家的安全离不开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很多情况下都要求实名制,所以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必须容忍社会和国家的合理需要。在信息主体和商家两者的关系之间,考虑到两者在信息市场的不平等地位,所以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时,应保持利益平衡。

2)监管社会舆论。宪法赋予了公民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正确导向的社会舆论,可以使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维护社会伦理秩序,而舆论的基础则要建立在某些个人信息的基础之上。我国与西方存在地域和文化差异,在立法时,应结合国情,不宜直接照搬,对隐私及受立法保护的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既不可将保护范围过分扩大,亦不可完全不顾及人格尊严和隐私。如何合理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度,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3)维护安全。有案例表明,大量的无害数据聚集之后,进行分析处理,将会得出特定的个人隐私,对收集的信息进行匿名处理,也可以准确地指向特定的人,这就暴露出大数据发展的安全问题。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时,保护的对象不限于个人信息自身,还应包含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到的数据信息。现实中,人们常常被要求出示身份证、实名登记。公安或国安机关,可以合理使用个人信息。经济交易中的单位或个人,往往也需要核实对方的一些信息的真实性。合理使用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秩序和交易安全。

4)进行全面保护。立法时,充分认识到个人信息具有的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全面保护。但就具体的信息而言,有的信息并不具有人格利益,所以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时,应区别对待。有关人格尊严的个人信息,应给予人格和财产的双重保护,而无关人格尊严的,只保护其中的财产利益。

5)促进信息交易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由于个人信息本身或者通过对信息分析而产生的商业价值,基于个人信息的数据交易曲折发展。立法时,应鼓励和促进个人信息的合法交易,不可盲目禁止。大数据时代,要求承认信息交易的合法性,所以《个人信息保护法》在保护信息安全的同时,也应恢复我国信息市场的活力。

4、明确个人信息权的财产权属性

1)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兼具财产权属性。纵观社会新闻中屡屡出现的侵害个人信息的事件,无论影响大小、严重程度,大多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获取其中的经济利益。所以,《个人信息保护法》首先应确认个人信息中包含的或可得的财产利益。在未获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收集或将其所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作商业途径,将同时构成对人格和财产的侵权,以此对侵害者进行震慑。

(2)规范个人信息的商业化使用。大数据时代,如果所有商业化使用都需要得到权利人明示同意为前提,将会导致交易成本过高,交易效率过低。所以,商业化使用,最低限度需要信息权人知情,并以合理使用为标准,不得违反双方合意。

5、构建侵犯个人信息权的民事责任体系

(1) 侵犯归责原则。个人信息侵权属于一般侵权的范畴,以过错推定原则为宜。在大数据时代,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开放性,决定了侵权者身份隐秘,管辖以及认定困难。侵权方式的技术性与虚拟性,也给预防和查实增加了难度。[7]但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之下,数据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将会受到阻碍。

(2)侵权构成要件。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这三者是一般侵权的构成要件,也是个人信息侵权的构成要件。由于信息侵权,公民因为侵权者的侵权行为,而导致其个人信息权遭受损害的事实发生,行为与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从而造成精神上和财产上双重损害。

(3)侵权损害赔偿标准。由于个人信息权同时具有人格权与财产权利益,受侵权人可同时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造成相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差距过大,因此,明确赔偿计算标准,以减少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尤为重要,同时亦可提高司法效率。

(二)完善保障和救济制度

1、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在个人信息被侵权的案件中,侵权方可能是公权力机关、掌握专业信息技术的企业或个人,相对于侵权方而言,被侵权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由于拥有先进的专业技术,侵权人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时,不易被察觉。当受害方知悉侵权结果后,举证亦非常困难。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对等,网络传播速度之快,技术手段之不留痕迹,使得受害方寻找证据之路充满变数,满是阻力,在此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更为公平。

在我国,侵权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几类情形,原告均系弱势群体,举证十分困难,面临败诉的高风险,难以维权。在个人信息权被侵害时,受害方同样处于弱势,如举证责任承担倒置,则应由侵权方提供证据进行证明,承担更多的诉讼风险。

2、确定惩罚性赔偿标准

由于大数据时代网络流通的速度以及传播面的广度,在个人信息泄露之后,无法恢复原状。在此情况下,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有利于鼓励被侵权人积极维权,最大限度地弥补损失。

刑事责任,对侵权人的人身自由、政治权利以及财产上的惩罚,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而民事领域的惩罚则体现在经济方面。如适用惩罚性赔偿,增加了侵权的成本,提高了侵权的风险,如此一来,在侵权人的内心产生一定的压力,也是对侵权行为的有效遏制。由于全国各地的地区差异,在立法中,可以设置惩罚性赔偿的标准及最低限额,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进行考量,也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惩罚性赔偿,有利于防止侵权的发生、损害结果的恶意扩大,同时调动了维权的积极性。

3、引入集体诉讼

诉讼,是维权的重要途径,是法制进步的标志之一。集体诉讼,起源自英美衡平法,在解决个人信息权纠纷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在多人共同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引入集体诉讼制度,由少数代表提起诉讼,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提高了诉讼效率,亦可减少发生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增强裁决结果的权威性。实践中,可借鉴环境公益诉讼模式,对损害进行鉴定评估。这样的诉讼类型,将众人团结起来形成凝聚力,对抗侵权方,可达到双方强弱地位的平衡。

4、设立统一的网络投诉管理机构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侵权主要包括:监听、监视、通过网络利用技术性手段获取文字、图片、视频、位置等信息。个人信息一旦被恶意泄露,将无法恢复。被侵权时,一般无从知晓侵权者、泄露方式,无法收集证据以证明侵权行为及因果关系,也不知道如何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目前我国缺少明确且具可操作性的规定,在个人信息被侵权之后,指导被侵权人如何及时有效的维权。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国可以学习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在互联网上设立统一的投诉平台,进行管理,完善我国信息网络的监管,及时处理投诉、耐心解答,第一时间向有权机构反映情况,便于固定、收集侵权证据,引导被侵权人维权。对网络信息警察进行信息技术方面的人才培养,只有超过黑客的技术水平,才能更好更及时地处理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类似110出警,网络信息警察可以在第一时间记录、保存、获取证据。由于大数据时代巨大的网络发展空间,网络信息警察应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确保顺利实施监管。

(三)培养个人信息权保护意识

1、提高个人信息自我保护意识

在倡导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当今社会,道德也是评价善恶、荣辱、正义与否的标准。在个人信息权方面,除了立法保护,也需要树立道德标准。在大数据飞速发展之下,在接受信息爆炸的同时,公民应当进行自我约束,尊重他人的个人信息权。大力宣传保护个人信息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每个公民都应意识到个人信息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任何政府机关、单位或个人都无权对个人信息进行随意收集和滥用。提升维权意识,在个人信息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应主动积极地寻求法律帮助、救济,合法维权。

2、接受信息安全教育

在大数据时代,学校、政府积极开展信息安全教育,普及信息安全的知识和做法。对于网络运营商、平台服务提供者发送的涉及隐私信息的协议及条款,用户应仔细阅读,提高信息安全的自我防范意识,时刻做好将来遭受侵害后的维权的思想准备。用户应主动保护自身的信息安全,做好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防火墙、安全软件的更新工作,实时对漏洞进行修复。在公共环境中,尽量避免使用未加密的免费无线网,不要使用公用网络进行网上付款、个人信息的输入,防止网络存在漏洞或受到恶意窃取,造成经济损失及个人信息的泄露。

3、学习信息自我保护技术

大数据时代,信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广阔范围及快速传播,增加了个人信息侵权的风险,同时,它的先进技术及反黑客手段,也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发挥保护个人信息的作用,在信息的传输中,采取防范措施,进行必要的加密处理。大数据的知识共享及诸多免费的信息与技术,有利于信息权人获取网络上的资源进行自学,还可以在浏览网页时,选择利用P3P——隐私安全平台项目标准对在线隐私进行自我保护。政府也应加大宣传保护措施、方法,倡导大家积极地自我保护,出台相关激励机制,更好地实现信息安全自我保护。

4、提升账户安全程度

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各大电商平台的发展,方便、快捷成为消费者的需要。频繁的网络购物,银行也纷纷推出快捷支付的服务,消费者可以输入银行卡的卡号及发送银行卡所绑定手机收到的银行验证码,便可以进行付款,而在此过程中,无需输入银行卡所设置的密码。快捷支付在方便消费者的同时,也为不法分子窃取银行卡信息及网络诈骗提供了契机。消费者在网络平台进行购物时,应提高对自己账户安全的警觉性,不要为了方便,而在设置密码时单纯地使用电话号码、出生年月日或是姓名的拼音缩写或全拼,也不要为了省事,将各个账户都设置为同一个密码,在不同网络平台上使用同一个邮箱,在平台发送验证码时时候,一定要认真确认,以免造成经济损失。

5、规范社交网络行为

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都有着无法统计数量的用户活跃于各个社交网络的平台之上,他们发贴、发图片、上传音频或者视频,巨大的群体产生巨大的社交网络信息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个人信息泄露的原因多种多样,法律法规不够全面、自己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够、黑客利用专业技术进行恶意侵害、互联网行业没有形成自律机制、社交网络平台存在安全漏洞、大数据时代的信息道德缺失。

信息网络中个人信息屡屡遭到泄露,信息权人更应当理性地使用社交网络及相关移动社交软件。在使用社交网络时,不要轻易地填写真实的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所在地、工作性质及地点、收入状况等,不要随意上传带有较为隐私的个人信息的图片,不要随便发送所在的位置信息等,不要将个人的隐密信息上传并存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软件,在要求实名认证的时候要格外细致谨慎,安装并及时更新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防火墙、安全软件,在使用完社交网络之后及时退出账户。

 



[1] 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

[2]刘彦君:《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北京理工大学2015年法学硕士论文,第28页。

[3]王学晖、赵薪:《隐私权之公私法整合保护探索——以“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隐私为分析视点》,载于《河北法学》2015 年第 5 期,第 65-66 页。

[4] 《如何确保公民个人信息不裸奔》,《检察日报》2015 5 4 日第 006 版。

[5]周伟萌、齐爱民:《论我国保险行业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业自律》,《甘肃社会科学》2011 年第 5 期,第 176 页。

[6]曲冬梅:《信息许可协议的效力寻求自由与限制之间的合理边界》,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7]习胜先:《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形式的分类与构成要件》,载于《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