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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媒体环境下司法公开的制度构建与完善——以庭审直播为中心展开
发布日期:2018-01-22

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袁江华陈应都

司法公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司法制度,公开审判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历来备受关注。由于具有增加司法透明度、方便群众和媒体监督、提高法官责任心及素质、培育公民法治意识等多重积极意义,随着司法公开改革的起步和深入推进,庭审直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乃至形式多样的过程。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庭审直播的关注由来已久,囿于政策背景、权利冲突、价值平衡的等多重因素,关于庭审直播的利弊之争众说纷纭。当前,我国关于庭审直播的相关规定还不完善且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司法实务界对相关问题也存在认识不足。笔者试以庭审直播的发展历程、价值审视、社会效应为基础,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在庭审直播热仍持续升温之际针对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既为提示,亦为应对之策的构建。

一、演进变化:法庭开放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

(一)庭审直播的实践尝试

谈及我国近年来的司法公开举措,庭审直播无疑最为群众关注且最为公众称道。通过电视、互联网或者其他公共传媒系统对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的庭审过程进行图文、音频、视频直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乃至百花齐放的过程。1994年4月南京电视台开辟了《法庭传真》电视直播节目,在我国首开利用电视这一大众传媒直播庭审的先河。1996年2月广州电视台直播广东番禺“12.22特大抢劫运钞车案”庭审,是中国电视史上首次尝试庭审全程不间断直播,前后长达12小时。1998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对北京一中院公开审理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诉两家音像企业侵犯版权一案进行现场直播,这是全国性媒体首次直播案件庭审。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图文直播、网络视频直播等利用互联网传播的庭审直播悄然兴起。2003年5月14日,中国法院网开通了包括“嘉宾访谈”“庭审直播”等栏目的网络直播系统。同年5月21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涉非典疫情第一案”即张月新寻衅滋事案,此案是最早见诸报端的网络图文直播案件。而最早的网络视频直播庭审则是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于2004年11月30日审理的一起噪音污染纠纷案,此次将庭审直播进一步推向网络化。

在网络直播庭审方兴未艾之际,微博直播庭审逐渐走进公众的视线并呈异军突起之势。据笔者查询,最早对庭审进行微博直播的不是法院,而是文化名人洪晃于2009年12月22日对北京东城区法院审理的文化部诉其“腾房”一案,因其只言片语,社会影响甚微。2011年3月17日,山东莱阳法院通过“@公正莱阳”官方微博直播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这是由人民法院组织的首次微博庭审直播。2013年8月22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济南中院采用微博直播庭审活动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热潮。有媒体说,“如果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新一轮司法改革,那么2013年以薄熙来案庭审微博直播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动作,便是司法公开的新突破”。

(二)庭审直播背后的政策支撑与司法高层支持

庭审直播在引发前所未有的关注热潮同时,也引发了舆论对司法进一步公开的期望。其实,在“薄熙来贪腐案”、“北京大兴摔童案”和“南京饿死女童案”等多个社会热点案件庭审直播的背后,都有着相关政策的指导与司法高层的支持。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一五”改革纲要提出各级法院要“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进行庭审方式改革”,到“三五”改革纲要提出“完善旁听庭审制度,规范庭审直播和转播”,庭审直播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逐渐受到热捧。与此同时,落实司法公开的配套机制也推动法庭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1999年3月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首次以规范性文件方式明确规定新闻记者经法院许可“可以记录、录音、录相、摄影、转播庭审实况。”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文件的陆续出台,显示了司法高层对庭审直播的积极支持与推动。2009年3月18日《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大庭审网络直播力度。”2010年11月21日,《关于人民法院直播录播庭审活动的规定》(以下简称《直播庭审规定》)正式出台,则规定庭审直播“报主管副院长批准”即可进行。

2013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法院司法公开工作推进会上表示,推进司法公开是深化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要彻底摒弃司法神秘主义,不怕群众“挑毛病”,不忌讳法官“出洋相”,努力实现阳光司法。次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法院将积极创新庭审公开方式,以视频、音频、图文、微博等方式及时公开庭审过程。2014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公众可微博围观高官敏感性案件,各级法院今后将借助各种媒体使公众通过手机客户端、微博、微信、视频等接收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积极拟定并将尽快出台关于规范庭审直播的指导性文件。这一表态无疑让公众对我国庭审直播的前景充满无限遐想。

二、理论探索:庭审直播的社会效益与价值定位

(一)庭审直播缘于权利平衡需求

从权利平等的角度,公民都有权对每一个公开审判的案件进行旁听,但是现代审判要求庭审的场所必须有严肃的气氛,避免广场式的审理从公开透明的角度,广场式审理是公开程度最高的一种形式但是,司法的广场化过分突出的优点也可能恰好遮蔽了它们隐在的问题,这就象阳光普照的地方也一样会留下阴影。”“法律言语的表达,与司法广场化的生动境况直接融为一体,就难以避免任何一个广场空间之特定气氛(如民众情绪的表达)的影响。在这里,人们很难培养起现代法治所要求的冷静、谦抑的品格和客观公正的判断能力。

如何平衡平等参加旁听权和严肃审判之间的矛盾,现代媒体的发展以及技术进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允许庭审直播是司法和一切国家行为与时俱进的结果,就法庭审判的公正性而言,人们又担心直播对法官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产生不利于公正判决的影响。但是,庭审直播中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的矛盾只是部分的,因为庭审直播也存在利于司法公正的一面。在这部分的矛盾中,则应当考虑作为民众知情权的最重要形式的媒体权利与司法公正之间如何兼得,这不仅是大部分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通常做法,而且也符合司法公开的基本逻辑。

(二)庭审直播的多重社会效益

庭审直播乃扩大舆论监督的可尝试方式。司法审判的过程并非庭审过程所能涵盖,不能寄希望于通过直播庭审过程彻底消灭审判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但是,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法律如果没有舆论的支持几乎毫无力量,作为有效力的法律,它依赖舆论甚至要比依赖警察的权力为多”。就庭审直播而言,网络媒介的任务不是确定案件该如何判定,而是通过直播这种形式使案件受到高度重视,将案件、法庭、法官、法律等纳入公众视线,从而使司法机关感受到自身之被关注而力求行为的规范和裁判的公正。

庭审直播有助于增强司法结果的社会认同感。受采集、取舍和编辑所限,传统媒体很难深入挖掘司法裁判背后的诸多因素,新闻媒体与审判活动的差异容易导致公众将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而用道德标准评判是非有时会出现与用法律标准截然相反的评判结果,一旦形成“媒体审判”,将势必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随着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庭审直播将实现法庭与社会的及时沟通与交流,为公众提供其他法制新闻无法替代的第一手资料。公众经过思考和争论,或许会澄清对案件法律认识上的误区,实现对基于同一案件的法制新闻可能造成的片面报道之“校正视听”作用

庭审直播是社会普法教育的可用良机。传统媒体的法制新闻传播方式在增进公众法律素质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新闻舆论在程序保障、专业知识、观察视角、是非标准、效用追求等方面的与法院审判活动之间存重大差异,受众接受的信息量对或多或少对其产生心理暗示或影响,即传统新闻传播方式对公众的普法教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编记者和媒体编辑的思路。而庭审直播则弥补传统新闻内容有限性和信息接受被动性的不足,有助于公众全面了解庭审情况后产生独立思维和个性观点,这无疑是一个生动直观而又经济快捷的普法教育实践。

(三)庭审直播的价值定位

个案是否公正被视为社会公平正义、伦理价值在司法活动中的体现,公民个人有权关心并获知相关信息,以便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公众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已得到普遍认同和尊重。庭审直播无疑迎合了新时期公众对重大案件、热点案件的知情权需求,但庭审直播其价值本源究竟为何?有观点认为,其最突出也是最迫切实现的社会功能宣扬法律文化,引导大众法治观念的变革。笔者认为此观点或许还未能认识到位。应当看到,公开审判思潮发轫于为保护被告人的基本人权而限制司法领域国家权力的专横和滥用。贝卡里亚指出:“当诬陷被暴政的最坚硬的盾牌秘密武装起来时,谁又能保护自己不受诬陷呢?”、“审判应当公开,以便使或许是社会唯一制约手段的舆论能够制止暴力和私欲”。进而言之,公开审判的本质乃当事人的一项“权利”而非国家“权力”,行使的主体是当事人而非司法机关,其目的是以“公开”促“公正”,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但当前中国语境下的庭审公开——以庭审直播为例,其价值被更多定位于增加司法透明度、提高司法公信力、进行法制宣传以及提升法官素质,更多体现为司法权力的运作而非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行使。

三、问题与分析:庭审直播中的权利冲突与制度短板

(一)公开程度与公正审判的平衡

公开审判是司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及应有之义。然而,过度进行的公开审判容易异化为带有预断实体判决结果的“示众程序”,形成舆论审判,对法官或产生过度压力,从而影响公正审判,台湾学者林钰雄将这种情形称为审判的“过度扩张公开”。庭审直播赋予了媒体应有的新闻自由权,无论是制造“民愤”或是“民怜”,不当行使就会损害当事人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近年来发生的“湖北邓玉娇案”、“杭州胡斌飙车案”及“我爸是李刚”的李启铭交通肇事案,在未进行直播庭审的情况下,媒体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对司法活动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如果采取庭审直播的方式,影响可想而知。当然,当事人享有公正审判的权利并不因为庭审直播这种司法公开新形式的出现而当然受损。因此,容易形成“舆论审判”不能成为排斥庭审直播的当然根据,但庭审直播可能对当事人尤其是刑事案件被告人造成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公正审判,如何把握公开程度与公正审判的平衡,却是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问题。

(二)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

庭审直播可能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但同时也可能触及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的隐私权,因为,在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需要,是否直播并非一定征求当事人的意见。应当看到,类似庭审直播、裁判文书公开及广场式“公判”都可能涉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保护公民隐私权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平衡上应当遵循公共利益优先,但不能滥用并注意平衡的原则。正因为此,部分案件不公开审理,法院裁判文书并非全部的毫无保留地在网上原文公开,“游街示众”被叫停,广场式“公捕”、“公判”受质疑,这些做法与观念都契合这一原则。平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是司法人道、理性以及法治文明、进步的表现。个案庭审直播与否,也应回归公民“权利本位”理念,强调公权力对私权干预的正当性和适度性,并遵循上述原则进行考量。现实中,如何尽可能尊重和保护相关人员的隐私权,在庭审直播所涉问题的复杂性与运动式推进的背景下不能被忽略,当一项本该用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人权,被异化成反对自己的力量时,尤其应当引起关注和反思。

(三)规范庭审直播的制度短板

2013年,众多舆论关注的大案要案在电视、网络等媒体平台进行直播庭审,若追问亮点,“公开透明”无疑是舆论共识。庭审直播所积蓄的巨大能量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司法公开,也将成为司法改革的突破口。但不难看出,从实践而言庭审直播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制度规范上仍有很多需要完善。目前,我国虽然出台了一些关于庭审直播的规范性司法文件,整体精神符合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基本逻辑,但庭审直播的决定程序及行为规范仍需要细化与完善。例如,与一些大案要案庭审直播形成对照的是,像“表哥杨达才案”、“首都机场翼中星案”等极受关注的案件并没有如人所愿进行网上公开庭审直播。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态支持庭审直播,但如何消除现实中各地法院各自为政的现象,如何走出个案公开实现普遍公开?庭审法院是否允许所有公开审理的案件媒体都有权进行庭审直播?在允许庭审直播的前提下庭审直播应当遵守哪些具体规则?如何防范直播对案件客观、公正审理产生的干扰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难以亦无法回避。从世界范围内司法实践来看,庭审直播是司法民主化的必然趋势。从推进司法公开层面需要将庭审直播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应当尽量减少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不是丧失不打折扣的制度刚性和普适性。

四、展望与建议:价值平衡视野下庭审直播机制的完善

(一)标准化、规范化乃庭审直播发展之路

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或隐私的考虑,并不愿意接受庭审直播。另一方面,一些法院工作人员担心庭审质量缺陷会通过直播昭示在公众面前,因此顾虑重重。还有一些人担心,媒体的介入有可能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对庭审直播也有所顾忌。其实,类似的担忧和问题在许多国家都曾出现过。庭审过程是否允许录音录像和直播,在英美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从禁止到开放的过程。各国司法实践证明,庭审直播从禁止走向开放,是司法民主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公开审判的最终发展结果。以“薄熙来贪腐案”为典型的司法实践充分证明,庭审直播的效果总体上是利大于弊。

在当下矛盾凸显、社会转型、司法权威及公信力还需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可以期许并预见的是,“阳光司法”之路仍将是法院工作的一项重点。在全民“围观”时代,庭审直播这一看似不起眼的司法动作,或将成为撬动中国司法进步乃至社会风尚变革的一个有力支点。庭审直播涉及司法机关独立审判权,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更事关公众知情权以及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在权利平衡视野下,如何充分保障交叉存在的多重权利,还有必要总结现有经验并将庭审庭审直播标准化、规范化,推动司法公开进一步制度化。只有将规则细化到可操作的程度,庭审直播才不会昙花一现。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庭审直播制度,在促进我国司法透明化的同时,必将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信赖,提升司法公信力。

(二)需要完善的庭审直播相关规定

庭审直播打开了司法公开这扇窗,当务之急是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设计和运作程序。当前,我国关于庭审直播的相关制度并不完善,如何确保直播不流于形式,怎样才能避免选择性直播等问题出现,有关部门应尽快明确相关工作规范,例如庭审直播案件的范围、直播内容、审核程序以及其他技术规范等。在出台相关制度规范时,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发挥人民法院在庭审直播发展方向上的控制权或引导权,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应的外部申请审批及建议机制,不断拓宽庭审直播发展渠道。

如前所述,庭审直播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过度扩张公开”,从而给当事人应有的接受公正审判权及公民隐私权造成损害。从权利保障角度而言,不管是法院自行组织,或是媒体等其它各方提出的直播庭审申请,直播前应告知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或征求他们的意见。对于提出了相应理由的反对直播者,即便法院不予支持,也应当给予权利救济的机会,是否应将异议上报由上级法院审核并决定是否直播。我国《直播庭审规定》对上述类似实体性权利问题均缺乏相关规定,应当予以完善。还有,在庭审直播过程中,如何防范直播对案件的客观公正审理产生的干扰,特别是在“微博直播”信息流转同步情况下,如何防止证人“串供”的情况发生,对司法机关而言仍是不小的挑战。此外,在《直播庭审规定》中“中央电视台和省级电视台的直播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的规定,是否忽视了现代传媒不论层级交互传播、受众不受层级地域限制的特征,等等,这些都需要不断地进行机制完善和制度构建。

(三)对“意见领袖”的引导不容忽视

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体对舆论信息的控制与垄断,特别是在自媒体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公众参与网络直播有了更多的自主发表言论的权利和机会。与此同时,网络作为一个开放的、缺乏有效管制的信息和观点通道,若引导不当会对庭审直播产生诸多负面的效应。因此要充分发挥好“意见领袖”“网络大V”的作用。在电视直播中,如有法学专家、律师、检察官、资深法制新闻记者等专业人员的参与下,可以进行“议题设置”,把网民的注意力吸引到法治思维的方向,帮助他们提高对直播案件情况和法律问题的认知程度及价值标准。比如网络图文直播中,在开庭预告时,版主可以公布案件的争议焦点、可能涉及的法律条款和法律原则,引导网民围绕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进行讨论,排除一般舆论片面以道德标准简单衡量正义的标准。在微博直播中,对于案件审理过程和宣判结果有争论的问题,可以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士或“网络大V”进行实名交流、探讨与引导,增加议题的吸引力和权威性。

当然,在网络高度开放的时代,庭审直播中网民的广泛参与是网络民意的真实体现,真实反映了网民受众对案件、法庭、法律及社会问题的意见与态度,虽然它是非正式的,或言词显得较为尖锐,但却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更深层面上,通过引导舆论、搜集网络民意,可为保守的司法如何适应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提供信息反馈系统,为司法决策、立法决策与民意之间提供互为参照的平台,有利于建立起公众舆论与司法权威的有效沟通与交流的机制。所以,只要不妨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对待网络观点还应保持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

五、结语

司法公开是适应司法国际发展趋势的必由之路,公开透明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近年来,各级法院通过不懈努力,以庭审直播为代表的司法公开方式正在从传统的静态传播,到多角度、全方位的动态信息化传播转变,司法公开的范围在扩大,司法公开的方式在创新,司法公开的效果也在逐步显现。庭审直播只是传媒高速发展时代下引导公众了解法院审判活动、促成法治意识养成之系列工程的冰山一角。2013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规定,要求全面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逐步实现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全面公开,可见,这一轮司法公开是历史性的。无论是重大敏感案件的庭审直播,还是裁判文书上网公开,都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司法公开,也将成为推进司法改革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