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法学研究
法官助理制度的现实审视与重新定位——以法官职业化为视角
发布日期:2018-01-15

李燕

论文提要:司法职业化程度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准。在西方的司法制度中,司法职业化和司法大众化的动态平衡被视为确保法制良性发展的关键。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职业化发展的相对滞后已经日益与社会对司法的客观需求的提升不相适应。推进法官的职业化已日渐形成共识,成为一个自然命题,而法官助理制度则是法官职业化推荐的一项主要的内容。本文尝试结合新形势下司法改革的趋势和特征,对法官助理制度进行重新审视,期冀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本文共计约7200字。

以下正文:

一、法官助理制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梳理

(一)制度起源

现代意义的法官助理制度始于1882年的美国,当今许多法治国家事实上已普遍实行了法官助理制度。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诸多学者才逐步展开研究,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课题之一至今。

(二)性质认定

1、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异同

我国各级法院有大量的诉讼事务性工作,这些工作的处理与完成无疑也需要有足够的人手,而这些事务性工作全部由法官本人来承担是不合适的,也并不适合由书记员单独完成。因此,一种区别于法官、书记员的人员就成为司法实践所亟需。

我国的相关实践尚处于摸索探析阶段,对法官助理的性质迄今尚无明确界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审判权的裁判者,而法官助理的定位是从事司法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协作的关系,法官助理要为法官公正高效审判作好辅助性工作,二者是一个高度协调的工作团体;法官与法官助理应该是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关系,避免形成一个个小的利益团体,克制司法腐败和司法权力的滥用;法官与法官助理应该是指导与服务关系,即法官要注重对法官助理业务上的指导,还要注重人才的培养。

2、法官助理的独立性

法官助理是否具有独立性?有些学者主张法官助理是法官的辅助人员,具有天然的依附性。而有些学者则强调法官助理的相对独立性。法官“不能随意干涉、介入或影响法官助理在其职责范围内作出的独立认识和判断。”笔者认为,从形式上看法官助理是与法官完全不同的职位类别,法官助理并不是法官的“附属品”,应该赋予其职权范围内从事审判业务辅助工作的相对独立性,能够相对独立的分担案件审前事宜和程序性工作等方面的事务,使法官能专注于审判。而法官不宜要求法官助理完全按照其个人要求工作,即法官既不能要求法官助理做其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除非情势必须且法官助理有道义上的义务;也不能随意干涉、介人或影响法官助理在其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3、法官助理的审判权限

从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法官助理制度的试点情况来看,法官助理的类型主要是倾向于事务型法官助理。这是由我国的司法现实状况决定的。事务型法官助理是与书记员有明显区分的,主要特点是负责做好庭审前后的辅助性准备工作,比如文书的送达、当事人和代理人的接待、排期开庭等;负责案件审理的程序性事务,如主持证据交换、财产保全、撤诉案件手续办理;还可以参与或负责案件调解、参加合议庭评议等。事务型法官助理从事的应该是与法官相对独立的工作。从各法院试点的实践来看,法官助理的这种独立性体现并不明显,多数法院对法官助理仍采用“行政长官式”的管理模式,将法官助理完全处于法官的领导之下,按照法官的要求从事相关工作,并受法官的领导和支配,有的甚至将法官助理视为法官的“秘书”,要求绝对服从法官。这就使得法官助理感觉不到自己的独立人格,工作缺乏主动性,责任意识淡薄,使法官助理成为一种摆设,未能真正体现法官助理的特色,对审判效率的提升助益不大。

从国外的司法实践来看,对法官助理的定位基本都停留在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助手,承担判决以外的法律性事务”这一阶段,但各国的法官助理制度所认可的法官助理承担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在是否享有审判权这一点上也不尽一致。例如美国的法官助理不但能撰写开庭时的案件备忘录,并且可以帮助法官草拟判决书,享有一定的审判权。而德国则明文规定:“不享有审判权的法官助手,在法官的指导下,协助法官完成判决以外的法律性任务”,法官助手并不能真正行使审判权。

在我国对于法官助理是否享有审判权问题上,意见亦不一致。有学者认为享有,有学者认为不享有,还有学者认为享有一定的庭前调解权,即部分审判权。最高法院对此也没有明确答复,但在最高法院《关于在部分地方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法官助理是“从事审判辅助业务的法官辅助人员”,不难看出,最高院应该是更倾向于认为法官助理不享有案件的裁判权,其主要职责是协助法官处理有关案件辅助性业务。在具体试点的过程中,各法院的具体做法也不一样,有的法院视法官助理为书记员;有的法院直接赋予法官助理审判权,可以自己的名义审理案件;还有的法院让法官助理承担职责以外的诸多工作,混同使用。

(三)价值考量

1、推动法官职业化管理。法官的职业化趋势要求法官应当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丰富审判实践经验与广泛社会阅历,并日渐向专家型法官过渡。这就要求法官作为审判工作的中心,能够专司庭审和裁判,摒弃事务性工作的烦扰,深入法律研究和案件裁判。于是,现有的法官书记员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法官职业化的需求,一类能够承担起书记员职责之外、审判业务辅助工作的人员便成为亟需。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立就打破了原有的审判人员配备模式,而是由法官助理作为法官的后备力量,并且针对不同的职责对法官及其辅助人员实行单独序列管理。这样既突出了法官的中心位置,也理顺了法官及其辅助人员之间的关系,更有利于法官职业化的实现。

2、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

随着社会转型期矛盾突出、公众权利意识兴起等深层次因素影响,近几年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数量难度不断增长,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疑难复杂案件频出。同时,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司法效率的期待越来越高,导致法院、法官的办案压力越来越大。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置,能够有效壮大法官力量,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模式的有效运转和高效工作,对于缓解当前普遍遭遇“案多人少”突出矛盾的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3、减轻法官工作负担

法官助理的设立,特别是优秀的法官辅助人员,能够以庭审为中心展开工作,能够引导当事人举证、调查、核实证据、办理委托鉴定、审计等事宜、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前证据交换、调解、协助法官处理日常的各种审判辅助性事务等,使得法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庭审及文书制作中去,进而可以大大提高法官的办案效率。

4、提高司法审判效率

面对当前日益增加的案件数量和日益复杂的案件类型,将法官从繁琐的辅助性事务中解脱出来显得尤为重要。法官助理制度的设立厘清了审判与其事务性工作之间的关系,由法官助理承担大部分的程序性准备工作和部分裁量权,由书记员承担其他事务性工作消除了审判职责不清、人员职责不明等弊端。使法官能够专心地审判案件和进行法律研究,有效地促进审判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法官辅助人员配置的差异将直接影响到法官的工作效率,进而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数量。

5、促进司法廉洁建设

法官助理制度的设定,有利于建立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隔离带”。目前,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通常需要在庭外接待当事人,不但增加了工作量,也给潜在的诉外因素干扰审判提供了土壤和机会。实行法官助理制度后,由法官助理负责在庭外接待当事入、组织证据交换、解答疑惑等工作,将法官与当事人“隔离”开来,减少法官与当事人庭外接触的机会,减少可能发生的不廉洁行为,使法官在案件的审理更客观、更公正,也使当事人对案件裁判结果更易于接受,避免对法官裁判产生主观臆断和猜测。同时法官与法官助理之间可以互相监督,从而有效保证司法公正,有益于树立良好的法院和法官形象。

三、我国实践法官助理制度的基本做法和经验

(一)运行模式层面

从司法实践中来看,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开始,各试点法院在探索中也取得了一些经验,主要形成了四种尝试与探索:

1、合议庭模式。比较典型的是大连市中院建立的“1411”合议庭。“1411”合议庭是由1名副庭长、4名法官、1名法官助理和1名书记员(速录员)组成至少2个合议庭,由副庭长任审判长。

2、审判长模式。典型的如深圳市福田区法院实施的“审判长负责制”,建立了包括审判长、普通法官、法官助理和其他辅助人员在内的新型审判团队,由审判长对案件进行分配、签发、管理考核等,同时也承担办案相关责任。

3、主审法官核心模式。例如陕西省黄陵县法院推行的“法官制”,打破了原来的庭、室界限,案件全部由主审法官审理并对案件负责。而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实施的“主审法官负责制”,则由遴选出的主审法官来负责全院的立案、审判和执行。

4、混合模式。例如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建立的“大合议庭审判机制”,它将一个固定合议庭和一个简易组进行结合。还有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建立的“大立案”与“3122”兼容审判运行机制,由3名合议庭法官、1名速裁法官、2名法官助理和2名书记员组成一个审判团队。

(二)主要内容层面

1、法官助理的选任

从全国各试点法院的具体实践情况看,法官助理主要来源于向社会公开招募的优秀毕业生、公务员序列编制内德优秀书记员、法院内部非审判部门的其他人员以及审判部门不适合继续担任法官但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人这四个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法官助理的应当符合下列任职条件是:(1)遵守宪法和法律,严守审判纪律,清正廉洁,恪守职业道德;(2)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一般应当具有高等院校法律本科以上学历或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一般应当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科以上学历;(3)一般应当通过国家司法考试;(4)身体健康,能够胜任法官助理工作;(5)有较强的语言表述能力和文字综合能力。

2、法官助理的配备

法官助理的配置问题,涉及到法院内部人员的重新组合,同时也受到法官数量、法官业务能力、案件受理量、辅助人员情况以及诉讼程序的特点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全国法院主要有以下几种配备方式:

第一种是以合议庭为单位进行法官助理的配备。采取这种模式的典型就是北京市房山区法院试行的3—2—1模式,即合议庭以审判长为中心,由3名法官、2名法官助理和1名书记员组成一个审判组,3名法官负责主持庭审、居中评断、依法裁决,并对案件承担全部责任,2名法官助理对整个审判组负责,不对其中的单个法官负责,书记员负责3名法官的庭审记录,三者之间互相配合制约,职责分明,分工负责,监督有力。

第二种是以主审法官为单位进行法官助理的配备。典型的是北京市崇文区法院试行的1—1—1模式,即1名法官配备1名法官助理和1名书记员,人员固定,以法官为中心,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服务于法官,三者间互相协调,互相监督。

第三种是以审判业务庭室为单位进行法官助理的配备。“案多人少”一直是困扰法院工作的一个难题,审判人员及辅助人员的短缺,要做到将法官助理配备到合议庭或法官这样更微观的单位是并不现实的。将法官助理分配到审判庭,由审判庭根据部门情况对法官助理进行统一调度使用是比较实际的做法,但也只是一种过渡的做法。

3、法官助理的职责

法官助理的职责受配置比例的影响。法官助理的职责应该更倾向于将庭前准备、庭审工作、庭审记录工作分别由法官助理、法官、书记员(或速录员)承担。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庭前准备阶段的独立价值,由此亦是法官助理价值的凸显。可以尝试将法官助理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庭前准备阶段的程序性工作的程序类法官助理;另一类是负责庭审、庭后的文字工作或事务性工作的文字类法官助理。程序类法官助理的职责主要包括:送达诉讼文书;审查诉讼材料,指导、引导当事人举证,依法调查、核实相关证据;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采取财产、证据保全措施;办理委托鉴定、评估、审计等事宜;接待当事人来访、咨询;排定开庭日期,张贴开庭公告等等。文字类法官助理的职责主要包括:按照程序类法官助理的安排。代表法官组织当事人交换、固定证据;代法官接收、管理、查阅卷宗材料。提出诉讼争执焦点,起草阅卷笔录;接待当事人来访、咨询;旁听法官开庭并为法官草拟法律文书,办理文书印制、卷宗装订和归档等等。此外,在庭前准备阶段,法官助理可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主持调解,并由法官审查确认调解的内容。

4、法官助理的考核

根据《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法官助理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考核时要参考合议庭(法官)的意见”,“法官助理在工作中,违反法律、法规、审判纪律的,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和其他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但这些规定太过原则性,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小。笔者认为可以实行量化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对于跟案数量、案件质量、庭前准备平均天数等可以量化的工作指标制定具体的量化考核办法;对于其他无法进行量化考核的工作内容可以根据法官助理所工作的庭室、合议庭或者法官的意见进行考核。同时制定奖惩办法,以调动、激励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5、法官助理的晋升

法官助理晋升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法官助理能否向法官晋升。从域外考察的情况来看,美国的法官助理这一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法律教育的一种延续,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毕业实习,他们直接晋升为法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况截然不同,法官助理是进行法官遴选的主要来源之一。鉴于我国的法官助理制度尚处在试行和起步极端,法官助理的来源并不统一和固定,有的是公务员编制范围内的人员,有的是事业编制内的人员,有的是聘任制人员。不同来源地法官助理是否能够晋升为法官,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不同来源的法官助理晋升为法官的条件和方式会有差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法官助理晋升为法官是由法官编制数额所决定的,并不是所有的法官助理在符合了一定的任职条件后都能顺其自然地晋升为法官。只有当法官的数量出现缺额时,才能在法官助理中进行选任。

四、法官职业化视角下构建法官助理制度的现实进路

法官助理制度是现代法治发展及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虽在我国然虽尚存一些质疑,但其重要的内在价值和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在实践推进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问题,亟需通过规律研究、完善立法、制度创建等方式,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科学、较为固定的模式及成熟的体系。着力于将法官助理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一个契机,以推进法官助理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审判权运行机制甚至法官职业化的全面改革。

(一)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

我国《法官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中均未对法官助理的地位、职责等进行明确规定,这就致使实践中的具体操作难以开展,也出现标准不一、做法不一的现象,难以形成规范的、系统的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操作体系。加快完善相关立法,对法官助理相关问题进行明确和规范,势在必行。

第一,通过立法的完善,对法官助理的人员分类纳入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细化,使职业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等各类人员的分类管理更科学、系统。将法官助理编入公务员序列,实行区别与法官、书记员的单独管理模式,进一步规范法官助理的业务培训、考评、晋升、奖惩等,既有助于实现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又能提升审判效率。

第二,随着法官职业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和推进,法官助理的数量必然将大幅增多,作用必将更为凸显,因此,可以尝试建立特定管理部门对法官助理进行统一管理,以保持其相对独立性。

第三,进一步明确法官助理的性质、职责、考核等基础性问题,既可以避免实践中的混淆,也可以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加大保障法官助理的待遇。对津贴发放办法、范围、标准等进行明确规定,更有利于增加法官助理的岗位稳定性。

(二)进一步深化法官助理试点工作。我国的法官助理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中也没有一套明确、具体、科学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操作管理模式,因此关于法官助理的试点工作必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探索,不能消极应付,无所突破。试点过程中要注重在现有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制度设计和创新,并且允许在内容、范围、目标等方面有所差异,不能搞“一刀切”。作为一项新的改革,需要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争取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为法官助理制度提供一个良好的起步、发展、成熟的氛围和平台,以便更好的发挥此项制度的良好作用。

(三)争取广泛的支持或参与

一项新的制度的产生、试行、推广,需要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参与。法官助理制度涉及到司法权的运行方式改革问题,涉及到法官职业化的问题,涉及到编制问题、经费问题、政策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司法机关自身可以完成的。首先,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比如深圳市福田法院在进行试点的过程中,积极争取到了区委的大力支持,并将其作为地方法治城区建设的重大改革项目,给予了组织上、经费上得高度支持,促使试点工作有效开展。

其次,借助媒体舆论的支持。法官助理制度的改革仅靠法院一家的影响和力量是十分有限的,我们要充分借助当下新媒体这一平台,加大宣传的力度,拓展宣传的范围,让全社会都能够认识到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进而增强法官助理制度推进过程中的困难解决能力,为法官助理制度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第三,争取理论界的参与。法官助理制度的试点和推进需要深化的理论支撑,要注重借助学术界的力量,借助高校丰富的研究资源为法官助理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五、结语

法官助理制度既需要明确前行方向,更需要智慧地选择路径。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加快推进法官职业化改革的有利背景下,法官助理制度能够承载起历史使命,不但使自身发展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推动更深层次司法改革中彰显出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