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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存在的问题 及对策建议研究
发布日期:2017-06-05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审判模式是指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刑事和行政的司法审判分工原则,由同一个审判庭或专门法院统一审理侵犯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审判模式。自从1996年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成为我国最早试行“三合一”审判模式的法院以来,全国法院共有6个高级人民法院、95个中级法院和104个基层法院先后开展了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三合一”试点工作。江苏省自2008年1月在部分法院开展知识产权“三合一”试点工作,2009年7月在全省三级法院全面推行改革试点,目前,江苏省知识产权案件已全部实现“三合一”审理。2016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在全国法院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标志着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工作将在全国全面推开。

二十年的试点经验证明,实行“三合一”审判模式有利于统一知识产权案件司法标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质量,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制度,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实现知识产权的全方位救济。但是,多年的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工作实践也暴露出这种模式运行中还面临着不少问题。

一是三大诉讼固有司法理念融合难度较大。“三合一”审判机制的改革更多地实现了审判组织层面的统一,但在审判理念等更深层次整合的收效却不明显。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固有特点并没有因为“三合一”审判机制的实行而改变。如审查重点上,民事重权利基础,刑事重犯罪构成,行政重形式合法;证据采信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审查要求、判定规则各不相同,刑事案件“排除合理怀疑”与民事案件“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再如实体判决上,民事案件中常有法定赔偿、酌定赔偿的情形,自由裁量权较大,刑事案件中罚金则必须根据“证据确实充分”的违法所得及非法经营数额确定,不能由法官自行酌定。虽然审判制度上已实行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但知识产权法官如何适应民事、刑事、行政审判不同要求的问题,特别是思维的转换和融合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二是知识产权庭设置很难突破现有审判格局。根据2016年最高法院公布的统计数据,2015年全国地方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刑事与行政一审案件量比例约为11.2:1.1:1。 这就意味着实行知识产权案件“三合一”的试点法院审理的多为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而受理的刑事和行政案件则占很小一部分。这实际上导致了实行“三合一”审判机制的法院虽然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但仍是按照大民事审判格局进行的机构设置,难免出现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民事化处理的现象;而其他部分法院未设立专门知识产权庭、将“三合一”审判任务交由现有的民事审判庭承担,在这种设置模式下,审判庭同时还负担其他民事审判业务,难以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专业化水平。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庭应该是对当前大民事审判格局的突破,是在大知识产权审判格局下设置的专业法庭,即审判庭受理案件时仅根据知识产权案件本身的特点配备审判人员,而不考虑民事、刑事、行政的分类。

三是欠缺熟知各类诉讼规则的复合型法官。知识产权案件涉及大量、复杂的法律规定及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性问题,法官需要靠长时间的实践来摸索办案规律、积累审判经验。在长期分散式审判模式下,办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官仅熟悉本领域的办案方法,对其他类型的案件容易产生认识误区。而且,当前除了东部少数地区法院外,大多数法院还是临时抽调行政或刑事审判庭的法官作为合议庭成员参与知识产权案件审理,而这种临时合议庭的方式难以起到培养专业团队的良好效果,难以实现审判效率的提高。此外,在我国现行的法官选任培养体制下,绝大多数法官缺少理工科专业背景,在处理案件特别是专利案件中,对于有关专业问题的判断基本依赖于司法鉴定意见,致使是否侵权的判决结果基本由鉴定意见决定,在目前司法鉴定尚不规范的情况下,让司法鉴定人员分享甚至是直接行使了本应当属于法官的裁判权。

四是知识产权交叉案件中不同审判程序衔接不畅。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在判断侵权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或者能否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时,应该先对民事侵权问题进行认定,如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是否已经受到侵害等问题。但在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或民行交叉的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往往遵循“先刑后民”、“先行后民”的原则,先处理刑事或行政的部分而中止民事程序,使得权利人维权诉讼久拖不决,损失不断扩大,也为侵权人转移或变卖财产提供了可乘之机,甚至导致权利人最终“赢了官司却输了钱”的尴尬局面。另外,在刑事与行政交叉的知识产权案件中,刑事诉讼程序对于出现行政确权问题时的处理方法未予明确。即在侵犯知识产权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可能主张涉案知识产权存在权属争议、有待行政机关作出确权决定,刑事法律却并未规定应当如何处理,不像民事诉讼明确采取中止诉讼的做法。

五是“三合一”工作体系的整体协调有待加强。当前,法院系统大力推进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但外部参与度明显不高。一方面,知识产权案件的侦查水平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公安每年侦办大量案件,知识产权犯罪只占其中很小比例,若不是专人负责,很难熟悉该项业务,问题比较突出地体现在调查取证方面。由于无形财产的特殊属性,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出有别于其他侵犯财产权犯罪的特点,犯罪隐蔽性强、科技化手段多、证据容易灭失,致使公安机关面临很多取证难题,对提高侦查工作的专业性提出了很大挑战。此外,因涉及跨区域集中管辖的沟通协调,以及不同层级办案机关的协调衔接,增加了工作量和办案风险,导致部分公安机关不愿办理或不重视知识产权案件。由此造成了办案质量不高,效率低下,案件常反复退回补充侦查。另一方面,尽管大部分地区的法院、检察院、公安、版权、工商等部门之间建立了案件备案和移送制度,但各部门间还存在很多对接沟通不到位的现象。如在部分实行知识产权集中管辖的地区,不少行政机关尚不清楚法院管辖的具体设置,作出行政行为后仍告知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若不服行政行为应向行政机关所在辖区基层法院行政庭提起诉讼。又如在案件证据移送方面,其他行政部门收集证据的强制性弱于公安机关,对电子证据的认定也缺乏一致性,加剧了证据转化的难度,导致贻误知识产权案件的最佳侦查时机。

实行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制度,不仅是现实的需要和选择,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意见的出台,这项工作已经正式在全国法院推开,成为目前全国各地法院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尽管最高院《意见》对“三合一”制度的组织协调机构、审判组织设置、案件管辖、队伍建设、工作机制、沟通协调等方面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从制度顶层设计的层面已经搭建出主体框架,但鉴于“三合一”改革的试点源于自下而上的探索,先行先试的地区已经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运作模式,在贯彻落实最高院《意见》的过程中,如何凝聚共识确保“三合一”制度发挥最大效能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我们认为,全面推行“三合一”审判机制可以参考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通过立法促进审判思维融合

知识产权案件的“三合一”审理不应是民事、行政和刑事程序的简单相加。与一般的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审理相比,知识产权案件审理在不同程序交叉、法院对涉案行为审查的深度、证据规则的适用等方面,呈现出较强的特殊性。因此,为保证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率,很多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国家或地区,都针对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程序的特殊性制定了特别的程序规则。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同时,专门制定了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法,与知识产权法院组织法同时公布和施行,该法集中规定了知识产权案件民事、行政及刑事诉讼的特殊制度,同时对不宜适用相应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诉讼法之处予以明确,对台湾地区知识产权法院成功运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目前实行“三合一”机制主要还是依据国务院、最高法院的文件,还没有专门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建议及时完善《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并修改三大诉讼法,适时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将“三合一”工作更好地纳入法律框架内进行,使之成为融合三大诉讼基本规范、体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特点的特别程序设置。

二、合理设置“三合一”案件管辖制度

最高法院《意见》对此前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管辖没有改动,而是对知识产权行政和刑事案件的管辖作出了划分。根据该《意见》,在目前我国“三合一”体系下,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作为其上级法院的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区域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没有基层人民法院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可以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基层人民法院统一管辖,也可以直接提级管辖本辖区内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北京、上海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暂不实施“三合一”工作,其对部分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设立三年内先在所在省、直辖市实行跨区域管辖),并负责受理所在市基层法院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的上诉案件。其他各类知识产权二审案件、再审案件及检察机关抗诉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管辖没有突破现有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意见》设计的管辖设置格局基本符合我国当前国情,值得注意的是,应当严格控制审批基层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管辖,将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资源相对集中调度到中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或知识产权法院。将部分知识产权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虽然可以方便当事人维权,但由于知识产权专业性、技术性强,新类型案件多,案件审理复杂,基层人民法院由于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方面的局限性而无法储备和培养与之相适应的专业人才,不宜将管辖权过多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

三、加强专业化审判队伍建设

首先,着力培养高素质的知识产权专业法官。一方面,通过建立科学的人才遴选机制,优先选任审判经验丰富、具有跨部门办案经历的法官配备到知识产权审判庭,并面向社会选拔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非法律专业的技术型人才,使知识产权审判队伍的知识结构更趋全面。另一方面,重视实战练兵,在目前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刑事案件数量失衡的情况下,更要尽可能确保每名知识产权法官持续参与各类案件的审理,并强化交流平台建设,促进不同诉讼业务的法官相互传授办案经验,以推进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能力的不断增强。同时,注意加强业务培训,尤其是知识产权刑事、行政审判培训,有针对性地加强相关法律知识和理工科基础知识的教育培训,为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提供复合型人才。其次,配套健全技术事实认定制度。一方面,贯彻落实好目前知识产权法院设置的技术调查官制度。对技术调查官的人员选任条件和标准、任期等问题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加强对技术调查官的日常管理、调配和考核,确保技术调查官制度在知识产权案件审判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不具有设置技术调查官条件的地区,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专家咨询论证会、专家陪审员等制度。严格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对鉴定意见、专家咨询意见等的采信程序与标准进行严格把关。

四、协调知识产权交叉案件的衔接程序

知识产权交叉案件程序衔接的基础在于三类审判中均涉及到知识产权的权利基础、行为性质的判定。审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都应当首先解决知识产权的权利界定和侵权构成。因此,在处理知识产权民事与刑事、民事与行政交叉的案件时,应采取“先民后刑”、“先民后行”的模式。在刑事案件中,应首先明确权属,再审理是否构成民事侵权,在此基础上,才进一步审查是否符合刑事犯罪构成要件。在不服行政处罚引起的行政案件中,权利人同时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必须注重案件事实的审理,将其作为案件审理的重点以及程序审查的基础,在明确权属和侵权判定后,再审查行政处罚是否合法合理。而在知识产权民事侵权与行政确权交叉的案件中,则应视行政确权诉讼提起的时间节点、由来等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对于行政和刑事交叉的知识产权案件,可借鉴其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确立行政确权程序不阻却刑事诉讼的原则。在通过配备技术调查官、咨询专家等方式完善法院技术事实认定制度的基础上,赋予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自行判断权属问题的权力,同时明确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及依据仅在该案中有效,对行政机关的确权活动没有约束力。控方及当事人如果认为认定错误,影响判决结果,仍然可以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也能够依法提出抗诉。对于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被告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的,应将程序选择权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原则上不主动移送公安机关,而是告知权利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此外,建议最高法院进一步收集实践中体现出来的三大程序的差异性问题。如损失数额在不同程序中的认定标准等问题,并通过司法解释对其处理加以明确。

五、积极建设各有关部门对接联动平台

进一步统一认识,有效整合法院内外部力量,提升公安、检察以及有关行政机关对“三合一”工作的参与度。首先,在案件移送和统一证据规则等方面开展合作。明确各单位职责,每个单位明确一个内设机构统一负责受理移送案件;对于构成犯罪的知识产权案件,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禁止以罚代刑情况的发生。建议最高法院牵头联合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制定知识产权犯罪取证的有关指南或规定,明确证据的收集方式、收集范围、认证标准。其次,探索开展知识产权案件侦查与检察、审判相分离的级别管辖制度。同时,借鉴上海等地的做法,在检察院内设与知识产权庭或知识产权法院相对应的专门知识产权办案部门,培养专业化的检察队伍。 将侦查与检察、审判管辖分离后,可以由专门检察机关、法院分别办理案件的审查批捕、起诉、审判,无需过多考虑与公安机关级别对等关系,更有利于突出司法的中立性和公正性,有利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其三,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工作交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法院、检察、公安、工商、知识产权等单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梳理知识产权司法及行政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就知识产权案件处理的协调机制、操作规范及相关实体和程序问题形成共识,统一执法标准。建立联络员制度,明确专人负责向有关单位通报知识产权案件处理和保护的重大工作安排,相互交换日常工作动态信息。建立业务培训交流制度,司法机关应主动为知识产权行政机关介绍司法审查标准及相关工作要求,提示风险,引导和规范知识产权行政行为。同时,通过提出司法建议、开展调研、发布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和典型案例等多种方式,加强与有关单位的沟通交流,集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进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